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何桂清跪在刑部大堂冰凉的石板上时，脑子里还是上个月和几位京官喝酒的场面。他们拍着他的肩膀，说“曾涤生动不了你”。可此刻，他面前摆着的不是酒菜，而是一本蓝皮册子。
主审官翻开册子第一页，念道：“咸丰八年十一月，浙东盐税项下，白银三万两，经手人何桂清，画押在此。”何桂清猛地抬头，想反驳那画押是伪造的，可当衙役把那张泛黄的领条举到他眼前时，他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那确实是他二十年前的笔迹。
他这才想起，那年他刚升任浙江巡抚，盐商们送来“炭敬”。幕僚提醒他留个凭证，他随手在礼单末尾签了名。那张纸，怎么会落到曾国藩手里？
“这不是……这不是军饷！”何桂清挣扎道。
“三万人马的冬衣费，被你挪去买了苏州的园子。”主审官又翻一页，“咸丰九年春，造船款四万五千两，你转手存进了上海的洋行。”
一桩接一桩，从浙江到江苏，八年间的亏空一笔笔摊开。何桂清后背开始冒冷汗。他猛然意识到，曾国藩不是在搜集他逃跑烧城的罪证——那只是摆在明面上的理由。真正的杀招，是这些他早已遗忘的陈年旧账。
退堂后，何桂清被押回死囚牢。他靠在墙上，忽然笑出声。他以为和曾国藩斗的是两江总督的位子、是慈禧太后的宠信、是朝堂上的话语权。可曾国藩绕开了所有这些，直接挖到了他官场生涯的根上。
五天后，最后的审讯。主审官问：“这些账目，你认是不认？”
何桂清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认了是死，不认，曾国藩还有更多他画过押的东西等着。他终于开口：“我认。但我要求见曾国藩一面。”
这个请求被送到了安庆大营。曾国藩正在看淮军的粮草册，听完禀报，把手里的册子合上。“告诉他，”他对信使说，“我和他之间，无话可说。”
行刑前一天夜里，何桂清对着牢房小窗外的月亮，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从常州逃跑时，他以为最大的敌人是李秀成的长矛；躲在上海时，他以为最大的威胁是朝廷的圣旨。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曾国藩最可怕的地方，是能等你十年、二十年，等到你自己都忘了的旧账，被他重新翻出来，变成砍向脖子的刀。
次日午时，菜市口。刽子手灌他酒时，他低声问：“曾涤生……还撕了些什么？”
刽子手没听清，只当他是醉话。刀落下前，何桂清最后看了一眼北边的天空。他想，曾国藩此刻大约又在看地图，盘算着下一仗该怎么打。至于他何桂清，不过是地图上被抹掉的一个名字罢了。
安庆军帐里，曾国藩确实在看地图。亲兵来报何桂清已伏法时，他正用朱笔在常州位置画了个圈。听完，他只是“嗯”了一声，笔尖在那个圈上点了点，然后继续看向地图的下一个城池。
帐外的风卷起一页废弃的公文，上面有半句没写完的话：“凡贪墨军饷者……”后半截被风吹得模糊不清，最终飘进了火头军刚生起的灶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