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北大悟县逮捕了一名“伪保长”。此人面对枪口，竟大声喊道：“我当过红军的师政委，你们不能毙我！”县里不敢擅断，上报孝感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查清其履历后，只批了八个字：“遣返原籍，务农自养。”
大悟县公安局的人把甘元景从牢里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号子里蹲了半个多月。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顶得老高，走路两条腿直打飘。办案人员把军分区的批复念给他听，甘元景愣了半天，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只是点了点头。
出了公安局大门，甘元景站在街边，手里攥着那张遣返证明，不知道该往哪走。他离开宣化店老家已经快四年了，那两间土坯房还在不在都两说。他一路打听着走回去，走了一天一夜，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
村子没变，还是那几十户人家，稀稀拉拉散在山坳里。他推开自家那扇歪斜的木门，屋里一股霉味扑过来，墙角结了蜘蛛网，灶台上落了一层灰。他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天没亮就扛着锄头出了门。
村里人起初见了他就绕道走。小孩在后面喊“伪保长”，大人赶紧把孩子拽回去。甘元景不吭声，也不恼，只管闷头种地。他找了几块别人不要的荒坡，一锄头一锄头地刨。那坡地全是碎石，刨起来费劲，他就一块一块地把石头捡出来码成埂，再把土翻松。六十多岁的人了，光着膀子干，脊梁上晒得黑亮，汗珠子顺着骨头沟往下淌。
有人背地里笑话他，说这老东西是不是疯了，开荒能开出花来。甘元景听见了也当没听见。他垒石堰的手艺倒是让几个老庄稼把式看了直咂嘴，大石头垫底，小石头塞缝，一层压一层，雨水冲不垮，看着就牢靠。
过了两年，土改工作队进了村。工作队长姓李，北方人，办事一板一眼。他把全村的成分册子翻了好几遍，翻到甘元景那一页，停住了。
“这人什么情况？”李队长指着名字问村干部，“伪保长，怎么划的贫农？”
村干部说：“他就那两间破房，地还是这两年自己开的荒，不划贫农划啥。”
李队长眉头拧着：“伪保长能穷成这样？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甘元景被叫到工作队驻地，李队长打量了他半天。这老头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手上全是老茧，脚上那双草鞋都磨穿了底。李队长问他以前干啥的，甘元景说：“要过饭，放牛，当长工，后来跟队伍走了，队伍散了就回来了。”
“跟什么队伍？”
甘元景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记不清了。”
李队长觉得蹊跷，又给孝感军分区去了封信，把甘元景的情况原原本本写了一遍，问这人到底什么来路，成分该怎么定。信发出去没几天，回信就到了，还是罗厚福的笔迹，就一行字：此人历史已查清，按现行成分对待，不予追究。
李队长捏着那封信琢磨了半宿。“不予追究”四个字，在那个年月分量不轻。一般没问题的，写“查无实据”就完了。真有事儿的，直接就是“逮捕法办”。这四个字搁在中间，意思很明白——这人过去的事，上面全知道，现在不翻旧账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找甘元景的麻烦。他照样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把那一坡乱石岗子拾掇成了像样的梯田。村里谁家起屋垒墙，喊他帮忙，他也不推辞，手艺好还不收东西。有人问起当年红军的事，他就摆摆手，说年头久了，记不住了。
只有一回，村里一个半大小子在地头问他：“甘爷，人家都说你当过红军的大官，真的假的？”
甘元景正蹲在地上拔草，手停了一下，把草根上的土抖干净，扔到一边，才慢慢说：“大官不大官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就是个种地的，把地种好比啥都强。”
那小子还想追问，甘元景已经站起来，扛着锄头往坡上走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那些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石堰上，看着倒比人还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