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株连的勋贵、名将。1.胡惟庸：丞相，洪武13年族诛。2.陈宁：御史大夫，胡党主谋，同时处死。3.涂节：御史中丞，告发胡惟庸，因参与阴谋，一同被杀。4.李存义：李善长弟弟，胡惟庸亲家，流放。5.李善长（韩国公），开国第一文臣，总领政务。77岁，罪名“知逆不举”，全家被诛。

胡惟庸死于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但如果以为人一死，这场案子也就结束了，那就把事情想简单了。
真正让胡惟庸案在明初政治史上格外特殊的，恰恰是案件后来不断往外扩，十年以后还在追人，甚至已经去世多年的功臣也没能完全避开。把时间线重新排一遍，很多问题就清楚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来到明朝，中书省没有及时上报。事情被发现后，朝廷开始追查中书省责任。
到了第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另有官员商暠提供材料，案情很快扩大。按照《明史》记载，供词随后牵出御史大夫陈宁，而涂节本人也被认定曾经参与相关谋划，只是事情不成后转而告发，因此胡惟庸、陈宁、涂节最后都被处死。
这个细节很重要。过去一些通俗文章把涂节简单写成“举报胡惟庸的人”，仿佛举报之后就脱身了。
实际上，至少按照《明史》的叙述，他既是告发者，又是被追究者。所以胡惟庸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简单的“举报—查明—结案”路线。
胡惟庸被杀以后，中书省被撤销，丞相职位也随之取消。明代中央行政体系由此发生明显变化，六部分担原来中书省承担的大量事务。
现有公开研究对于胡惟庸究竟参与到何种程度、后期追加的谋反情节有多少能够完全坐实，仍有不同理解，但洪武十三年以后不再设置丞相，是明确的制度事实。奇怪的地方随后出现了。
胡惟庸已经死了五年，洪武十八年，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又被人告发，说他与胡惟庸集团有关。但这里不能照着一些网络名单写成“李存义被杀”或者笼统说成“流放”。
《明史·李善长传》写得相当直接：李存义父子获免死，随后被安置在崇明。李家的麻烦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束？
因为李存义一家和胡惟庸之间不只是官场往来。《明史》后来把这些关系全部串进案件叙述中，于是李善长虽然在1380年没有出事，却始终没有真正脱离这张关系网。
真正的第二次大规模震动，要到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1390年。整整十年过去，胡惟庸本人早已不在人世，但案件突然猛烈扩大。
这一年，有关胡惟庸过去同北元人员联系的问题再次被追查，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又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存在往来。与此同时，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告发陆仲亨，并牵出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侯爵。
原来集中在中书省官员身上的案子，就这样伸到了开国武将群体。李善长当时已经七十七岁。
他的身份不是普通官员，而是韩国公，是洪武初年地位极高的开国文臣。对他的最终罪名，《明史》概括为明知有人谋逆却没有揭发，并有“狐疑观望怀两端”等指控。

最终李善长本人及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余人被处死。不过，“李善长全家一个没剩”也不准确。
他的儿子李祺娶了临安公主，因此没有和其他家属一起被杀，而是与公主迁往江浦。李祺的两个儿子李芳、李茂后来同样因为公主的关系没有被连坐，只是失去了原来的世袭待遇。
这个细节恰好说明，研究这种大案，最怕把“全家”“灭门”之类的概括性词语直接当成全部事实。同一年被卷进去的武将更多。
延安侯唐胜宗也是早期功臣，长期参与军事行动；南雄侯赵庸则是水军出身，在鄱阳湖战争及此后的北方作战中都有战功。到了1390年，两人都因胡惟庸案受到处置，《明史》对赵庸的记载是“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不过，这几个人不能简单一句“全部族诛”带过。《明史》正文确实把多名侯爵记作因胡党获罪，但不同历史材料在个别人最终是否被立即处死等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更稳妥的写法是说明正史正文怎样记载，同时承认部分人物的具体结局存在史料异文，而不是为了文章读起来刺激，就把所有人强行写成同一种结局。更能体现案件后期性质的，其实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人。
济宁侯顾时洪武十二年，也就是1379年就已经病逝，比胡惟庸案正式爆发还早一年。到了1390年，朝廷追论胡党时，他仍然被列入名单，其子顾敬因此获罪被杀，爵位废除。
一个已经去世十一年的人，名字还能重新出现在党案名单上，这比单看处死人数更能说明后期追查的跨度。营阳侯杨璟也是类似情况。
他在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去世。《明史》没有说他这一年“战死”，而是记为八月去世、追封芮国公。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才又把他追坐为胡惟庸党。因此，把杨璟写成“洪武十五年战死，后来追坐胡党”，前半句并不严谨。
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兴同样早在洪武十五年已经去世，后来又被追论胡党。梅思祖家族遭到严重处分，金朝兴的儿子则被降职。
六安侯王志洪武十九年去世，此后也被追坐相关案件。也就是说，到这一阶段，调查对象早已不仅是活着的官员，而是沿着旧有关系继续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