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有一支26人的红军小分队，没跟着主力继续北上突围，反而转身朝反方向走。他们换上国民党军装，扛着当时红军里最精良的武器，贴身揣着一封“绝密”公文，从贵州遵义出发，闯过敌军层层封锁，直奔粤赣边的油山游击根据地。带头的人叫柴荣生。

1935年1月的一个深夜，柴荣生被人从睡梦里叫醒。

他是红七军团十九师四十八团一营二连的排长。

营长站在门外，身边陪着一位他不认识的首长。

首长是中革军委办公室来的。

首长交给他一封信。

说，这封信关系到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说，你就是牺牲了，也要把信送到陈毅同志手里。

柴荣生接过信。

信挺厚，牛皮纸信封，长二十多公分，宽十来公分。

信封左上角写着两个字：绝密。

正面写着：项英、陈毅同志收。

两头封得死死的。

他把信凑在油灯底下看了很久。

然后找了三四层油布裹起来，用细绳扎牢，贴身藏进胸口。

那地方离心脏最近。

柴荣生是江西乐平人，1916年生。

他念过六年私塾，十三岁去景德镇瓷厂当学徒，第二年跑回家乡报名参军。

七十多个人一起去，数他最小，才十四岁。

因为有文化，他被送去学报务，六个月出师，成了红十军最年轻的报务员。

他认识陈毅，又会发报、会修电台，万一苏区的电台坏了、报务员没了，他能顶上去。

首长选中的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全排二十六个人集合。

一色换上了国民党的军装。

一色的新枪，子弹和手榴弹带得足足的。

还配了捷克式轻机枪和花机关。

那是当时红军手里最像样的家伙。

柴荣生当着全排的面说了一番话。

他说，这封信在我胸口揣着。

他说，我要是牺牲了，信交给一班长，一班长没了交给二班长，二班长没了交给三班长。

他说，哪怕全排只剩一个人，也要把信送到。

他说，信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二十六个人没有一个吭声。

天刚亮，起床号响过，他们悄悄出了遵义城。

大部队往北走。

他们往南走。

方向正好相反。

北边是主力红军拼命杀开的一条生路。

南边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层层围堵的敌占区。

别人往活处走，他们往死处走。

从遵义往南，直奔贵阳。

一路上全是兵。

中央军，黔军，川军，一拨接一拨往遵义涌，都是去追主力的。

他们穿着国民党军装，扛着精良武器，大摇大摆混在里头，反倒没人多看一眼。

白天躲在山林里，天黑了才赶路。

遇到小河就蹚水过去。

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脚底板上的血泡摞着血泡，肿得像发面馒头。

村子绕着走，绕不过去，就等天黑透了再穿。

有一回迎面撞上敌人一个连的正规军。

柴荣生二话没说，带着人一头扎进深山老林。

连跑十几里，翻了两座山头，才把人甩掉。

就这么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油山地区。

他们换上红军的衣服，进山去找陈毅。

可山里的村子全烧光了。

黑乎乎的断墙戳在地上，鸡鸣狗叫一声都听不见。

没有人，没有群众，没有游击队，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

他们不知道，项英和陈毅那时候还没到油山。

项英、陈毅带着三百来人，是三月底才九路突围、辗转摸到油山的。

柴荣生来早了。

他带着二十六个人钻进深山老林，一边躲，一边找。

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啃树皮。

整整找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他终于见到了陈毅。

那封信从胸口掏出来的时候，油布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信封上“绝密”两个字还在。

中央在信里让留守苏区的部队别再硬打了，化整为零，分散上山，打游击。

后来项英、陈毅在长岭开会，定下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的方针。

南方八省的游击战争，这才真正铺开。

柴荣生没有走。

中央命令他留下来。

他就留在了油山，留在了陈毅身边，这一留就是三年。

三年里，他在深山里跟敌人捉迷藏，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后来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他当特务连连长，专门保卫陈毅。

再后来，黄桥、孟良崮、渡江、上海、朝鲜，一仗接着一仗，他都活了下来。

建国后他当了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

2003年1月8日，他在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那个揣着绝密信件、带着二十六个人逆行南下的深夜，离他去世，过去了六十八年。

那年他十九岁，在贵州的山里往南走，身后是主力，身前是敌人。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

后来他活了很久。

久到亲眼看见那个他们拿命去送的信里写着的新中国，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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