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脸打得多少人坐不住？

 复旦某知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直指，“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人类知识而言近乎多余，几乎没什么价值。” 为此他呼吁，国家没必要投入大量资源与人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他甚至用了“负担”“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些直接带刺的词。

刘建军读了三十几年政治学，读到后来感觉越来越迷茫、空虚，早些年他还写信跟导师、复旦政治学前辈曹沛霖吐苦水，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跟着您学了政治学”。

曹沛霖亲手回信，劝他莫后悔，这封信刘建军现在还放在家里，压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

很多人没想到：公开场合里的理性批判，其实也是个人沉淀下来的情绪，几层味道都混在一起。

但很多人没细想的是，他这一巴掌打得到底疼在谁身上？社科领域谁最受伤？

第一张受伤的脸，其实是已经习惯了论文被KPI、帽子绑架的“论文流水线工人”。

看看数据，2012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累计投入高达265亿人民币，支持了大约四十多万人次的各类项目，按计划进行的研究有十万项。

2025年最新一次项目申报，年度公示的项目高达5800多，最常见的一般和青年项目资金支持在二十万元左右。

看上去经费不算小，但最终落脚点换来的是什么？一方面，2006到2015年，中国学术期刊上光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就发了接近704万篇论文——平均每年70万篇。

中国知网的统计，2015年社科论文有超过五十万篇，但零引用的也接近一半。

能进核心期刊甚至头部期刊的论文，最后有多少能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学术影响力？基本上都在“小圈子”里大家互引，互相恭维。

得承认，大部分学者谁不想写出点好东西？可当职称、奖金、项目评定全都和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影响因子直接捆绑，有多少聪明的脑袋就主动去学数字化管理，用KPI的那套往自己本来热爱的道路拐。

第二张脸，真正被打痛的，是“理论搬运工”，什么叫理论搬运工？说白了，就是习惯拿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学术范式和概念）来诠释中国案例。

会议、期刊、项目，套到西方文本里是标配，想出新东西其实不敢自己提，用本土具体问题只敢去复制西方那一套概念，量产、机械化，不缺框架，缺的是灵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科领域大多时候喜欢以“输入—验证—复述”为发展主调。

现在很多文章干脆连自己的核心问题都不敢提，更别说给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新的理论总结。

成天拿国外论文在中国找“证据”，但每遇上中国本土复杂局面，立马傻眼，这里的打脸，比堆多少论文发多少项目还真疼。

第三张脸，其实是嘴上不承认文科作用、生活转身就要靠文科的人。

网上经常看到，前一天说社科“没用”、缺实用，第二天遇上社会议题或者新政，一堆人在平台问：“怎么还不让专家来解读？”

今年1月杭州的电动车新规、3月的高校封校，热点一出，转瞬就有呼吁社会学专家、政策研究者“有话快说”。

其实大家内心知道，社科研究做得好，在法制、社会治理、公众科学素养培育等领域都有巨大影响，但这些效果不可能像工科项目研发一样“立刻见效”。

今天视作常识的许多社会安排——比如乡村振兴、社区居家养老，并不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而是很多学者耗了十年、二十年、一代人试验总结出来的。

只是这种事没人愿意立刻买单，只有出现社会急需、正好需要“社会治理创新”的时候，才回看来“文科其实很重要”。
 
实际上，刘建军的狠话说得对与不对本身不重要，杀伤力强，不等于问题有解。

更实际的话题，是不是该因为“文科风气虚浮”这顶帽子，就一刀切砍掉社科领域的投入？或者，是不是光靠加大钱和项目数量，就能自动做出有生命力的新研究？

事实摆在那，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中国的热点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高被引论文全球第二。

这说明，只要方向找对，厚积薄发是完全可预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中国学界没有人才，也不是假装“文科无救”。

核心症结在于指挥棒在哪里，是不是还在用“堆数量”“论排名”来决定谁能获得学术资源。

打个比方，如果有一天论文评审不再死守数量，比如“你有多少论文”换成“你解决了什么现实问题、你的见解对社会产生了哪些新影响”，那才是真正让这些被打红的脸“松下来”的一天。

比如脱贫攻坚、基层社会治理、城市公共管理，中国本土的现实需求本来就是最好的创新土壤。

类似2018年云南普洱边境毒品防控，学界用社会网分析直接参与政策设计，最后推动了整套治理方案落地，这就是社科的真正力量。

正如刘建军所说，自己三十年读下来迷茫过，但还留着导师那三个字：莫后悔。

个人苦乐固然独特，但社科该有的样子，一定不是躺在数据上睡觉、也不是在赏罚机制里整天算KPI。

让那些一直靠堆量评英雄的人坐不住，让真正能创造新知识、服务大局的学者再亮出来——这种专业打脸，或许才是社科向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