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说“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近乎多余”，这话该怎么看？

最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的一篇文章引发热议。传播中最抓眼球的表述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人类知识而言近乎多余，几乎没什么价值，国家没必要再砸巨资和人力去养。

这话听起来很刺激，但被传播时掐头去尾了。回到原文，他的靶子其实很具体：那些脱离实践、自我循环、用复杂术语包装简单结论的“伪研究”。

一个靠社科吃饭、且吃得很体面的人，站出来说“这行大多数东西是多余的”，前提是他见过太多“多余”长什么样。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废除社会科学”，而是：当“发表”成为目的本身，知识生产如何变成了知识负担？

他说对了什么

第一，社科研究存在大量“安全的伪问题”。

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核心指标是论文数量、期刊级别、课题层次。这套指挥棒下，理性的生存策略就是做“安全的研究”：别人做过的话题换个理论视角再写一遍，国外理论套个本土案例再发一次。北京大学马亮教授概括为三种面相：“缺乏问题意识的无病呻吟、滥用技术工具的牛刀杀鸡、刻意制造噱头的哗众取宠”。ChatGPT出来后，知网上篇名含“人工智能”的论文超过5万篇，大量不过是旧问题套新词。

第二，“政学分离”制造了系统性盲区。

学者不接触实际治理，却生产治理知识。刘建军自己坦承：“从未担任过任何一个实际职务，甚至连小组长都未荣任过，却大谈如何治国理政；对社会实际问题毫无认识，却只是从应然和实然的抽象概念出发去争论什么是公平正义。”这不是个别现象，是结构性缺陷。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也经历过类似反思：全程参与越战升级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如果我们身边有更多亚洲问题专家，也许我们就不会对越南采取如此简单的思维”。

第三，“复杂性”被当作学术护城河。

刘建军有一个尖锐判断：“社会的复杂是人臆想出来的……生产理论的秘诀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越复杂，理论就越多。”这话极端，但指向一个真实问题：当学术评价以“理论贡献”而非“问题解决”为核心标准时，制造概念、编织变量、构建模型就成了理性选择。结果是“发明理论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

他说过头了什么

“多余”和“没价值”是两个概念。

社会科学研究中确实有大量泡沫，但泡沫下面有真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步背后都有社科研究者在做实地调研和方案设计。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方案、帮扶模式，同样离不开社科工作者的参与。把这些和“论文灌水”混为一谈，是情绪化的过度否定。

“缩水”的处方可能杀死病人。

刘建军的文章标题是《文科不会消亡，但需要缩水》。问题在于，在现行评价体系不改变的前提下，“缩水”最可能先砍掉什么？砍掉的是那些周期长、见效慢、发表困难的田野研究和深度调研——恰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安全的研究”因为有发表效率优势，反而可能在缩编中存活。

真正的病灶在评价体系，不在学科本身。

当衡量学者“行不行”的标准是发了多少篇C刊、拿了多少国家级课题，而不是解决了多少现实问题、增进了多少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时，理性人的最优策略必然是生产“可发表”而非“有价值”的知识。不改变这个指挥棒，砍掉一半社科研究者，剩下的那一半仍然会继续生产泡沫。

这件事为什么引爆舆论

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什么全新发现，而是因为圈内顶尖学者用圈内话语体系，把圈外人的普遍感受“合法化”了。老百姓觉得很多专家发言不靠谱，但说不出系统性质疑；一个复旦教授用学术论文的方式说“大多数成果是多余的”，等于给这种直觉盖了学术认证章。

但“全盘否定”是情绪，不是分析。正确的对待方式是：承认泡沫真实存在，承认评价体系是病灶，承认“政学分离”削弱了社科的解释力——然后追问：什么样的社科研究是真正需要的？

答案不在“多养”或“不养”之间，而在“养什么”和“怎么评”之间。刘建军自己给出的方向是“把政治学安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让政治学更具体、更有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少一点概念体操，多一点真实世界的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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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他骂的不是社会科学，是社科泡沫。但开出的“缩水”药方，如果不先换评价体系这味药引，可能先毒死最该活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