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已经离休的开国上校黄汉基向组织打了报告，提出：“我要赴台探亲。”组织了解情况，予以特批，黄汉基辗转赴台，见到了垂垂老矣、卧床不起的老母亲。一见面，母亲哭着讲：“我的依基回来了。”

黄汉基是福建人，1936年考入马尾海校，原本可以沿着海军道路继续求学。可到了1938年，国家局势动荡，他不愿再安静待在课堂里，决定奔赴延安。

从福建到延安，一千多公里的路，他靠双脚一点点走过去。年轻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人生后来还要走一段更长的路，这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到达延安后，黄汉基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到空军工作，先后担任空十师参谋长、第一航校校长、第十六航校首任校长、空军气象学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校军衔。

军装换了，岗位变了，可海峡那边，始终有一个母亲在等他。

1949年，黄汉基的父亲带着全家登上海辽轮，母亲随船去了台湾。离开大陆时，母亲身上还带着儿子留下的一枚海军帽徽。

一枚帽徽，算不上贵重东西，却成了她能够带走的儿子记忆。

船慢慢离岸，码头上的人影越来越小。那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会持续半个多世纪，母亲等来的不只是儿子的消息，而是一生都放不下的牵挂。

到了台湾后，母亲常年住在基隆一带。她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也不知道儿子过得怎样，只能每个月去天后宫烧香，反复祈求一件事，儿子平安。

黄汉基得知家人去了台湾，已经是多年以后。那时父亲早已在上世纪60年代病逝，母亲因为思念儿子，常年卧床不起。

两岸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1987年，台湾方面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许多失散多年的家庭终于重新取得联系。黄汉基也和妹妹接上了头，并在南京见了一面。

可是，妹妹带来的消息并不轻松。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纪太大，身体也越来越差。

这一次见面之后，黄汉基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辈子一定要见母亲一面。

问题在于，开放探亲不等于所有人都能立刻出发，身份、手续、现实环境，每一步都要等待。黄汉基又是开国校官，当时也没有同类先例，申请能不能通过，谁也说不准。

1990年，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他把申请递了上去。

接下来的18天，成了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白天，他照常工作，尽量不让别人看出异样。到了晚上，他关上房门，反复播放妹妹寄来的录音磁带。

磁带里，是母亲用福州话说话的声音。声音已经苍老，语气也断断续续，可黄汉基一听就知道，那就是母亲。

他等的哪里只是一张机票？他等的是母亲还能不能认出自己，是不是还能亲口喊出那个乳名。
批文终于下来了。

有人认为，这次赴台之所以能够获批，和母亲病危、母子分离四十多年，以及黄汉基特殊身份有关。它不是一次普通探亲，而是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的破例安排。

黄汉基没有耽搁，立即订了最早的航班。

飞机穿过云层时，他或许想起了1938年那个徒步奔赴延安的年轻人。一次是从福建走向延安，一次是跨过海峡去见母亲，方向不同，路程不同，可在他心里，都是为了奔向一个不能割舍的人和地方。

台北病房里，99岁的母亲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医生判断，她对外界几乎没有反应。

黄汉基走到床边，俯下身，用家乡话轻轻喊了一声。

没有回应。

他又喊了一声，老人慢慢睁开眼睛，浑浊的目光里有了亮光。两行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嘴里喊出的，正是那句我的依基回来了。

她可能听不清普通话，也认不出儿子如今的模样，可她认得福州乡音，认得那个叫了几十年的乳名。

黄汉基当场跪下，母子两人抱头痛哭。四十多年的等待，没有落在一段长篇诉说里，而是落在一句最朴素的家乡话中。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黄汉基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喂饭、喂药、擦身、翻身，把缺席几十年的陪伴一点点补回来。

更让人意外的是，原本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因为终于见到了儿子，精神和身体状态逐渐好转，后来一直活到101岁才安然离世。

这段经历也说明，时代变化确实给团聚打开了更多通道。1987年开放探亲后，两岸家庭开始恢复联系，2008年周末包机常态化，直航航班也逐步增加，普通人见面不再只能靠一次特殊申请。

但交通变快，不代表每个等待都能等到结果。有人在开放前就已经离世，有人等到消息传来时，亲人已经认不出自己，也有人终其一生没有再见到想见的人。

所以，黄汉基的故事动人的地方，不只是他拿到了那张特殊批文，也不只是母亲后来多活了几年。

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病床前那一声乡音，是一位老人隔着海峡等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忘记儿子的乳名。

手续可以解决路怎么走，航班可以缩短距离，时代也能让海峡两边重新建立联系。可在母亲心里，最先抵达的从来不是证件和飞机，而是儿子的声音。

那句我的依基回来了，穿过四十多年岁月，也穿过一道海峡，终于把母子重新带回了彼此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