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时代兴修水利、平整农田、发展县办‘五小’企业，确实为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和农村工业起步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后来分田到户后的丰收，主要推动力并非‘激励机制改进’，而是化肥、农药、杂交良种、农机、电力、技术推广、粮食提价等物质技术条件的集中到位。
以小岗村为例，1979年‘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的总和，表面看是‘一分就灵’。但同期正值70年代引进的大型化肥生产线陆续投产，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农药、农膜供应迅速增加。有调查显示，农民自己就说：‘吃饱饭哪里是包产到户的功劳？是农业科技的功劳！是化肥、种子和农膜的功劳。’从全国数据看，1970—1979年粮食年均增速约2.7%，1980—1989年反而只有约2.4%；而70年代化肥折纯产量年均增速约17.8%，80年代降至约5.6%。这说明物质技术基础的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70年代，80年代的增产是这些积累集中释放的结果，而非生产关系一变动就能‘点石成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有所调整，但把它说成增产的‘主要保障’或‘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历史实际。应讲两句话：前一时期打基础、积累条件，改革开放后物质技术投入集中释放、政策环境改善，二者是继承发展关系，不能互相否定，也不能用‘没有……就没有……’简单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