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朱棣靖难成功，小舅子徐辉祖宁死不降，朱棣杀气腾腾地说：“你们徐家两头下注，真当我不敢杀你？”徐辉祖听后，抱着徐达跟朱元璋的牌位，梗着脖子吼道：“洪武皇帝赐中山王子孙免死，你敢杀我？”

徐家府邸的大门被彻底封死，只留一道小门递送衣食。曾经车马往来的中山王府，如今成了金陵城中一座华丽的囚笼。朱棣没有再见徐辉祖，但每月都会有锦衣卫的人前来，名义上是探视，实则是察看这位硬骨头的魏国公是否还活着，是否有了悔意。
徐辉祖的日子过得很简单。每日清晨，他都会在院中向着孝陵的方向整衣肃拜，那是洪武皇帝长眠的地方。然后他便回到书房，要么临摹父亲徐达留下的兵书笔记，要么就静静地坐着，看庭前花开花落。府里的老仆心疼他，曾偷偷劝他，哪怕写一封言辞含糊的请罪折子递上去，说不定皇上念在皇后娘娘的面上，就能恢复他的自由。徐辉祖只是摇头，指着案头父亲灵位旁那块“大功”御匾，不再言语。他知道，自己但凡有一丝松动，父亲一生坚守的“忠”字，徐家三代人用血汗换来的“信”字，就全完了。
外间的世界天翻地覆。朱棣坐稳了龙椅，年号永乐，开始励精图治，迁都北平的宏图也在酝酿。朝堂上渐渐换了一副新面孔，人们争相歌颂永乐皇帝的文治武功，四年前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建文年间的旧事，成了谁也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忌。只有偶尔，当宫里赐下恩典给徐家其他子弟时，人们才会恍然想起，那座沉默的府邸里，还关着一位与当今天子硬扛到底的勋贵。
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在靖难中因暗中助燕被建文帝所杀，朱棣登基后追封其为定国公，子孙世袭。一门两国公，本是显赫至极，却因徐辉祖的囚禁而蒙上一层复杂的阴影。徐增寿的儿子们偶尔会来伯父府前请安，隔着门板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淡然的“知道了”，便心情复杂地离去。他们感激皇恩浩荡，却也深知，伯父的存在，始终是皇帝心里一根拔不掉的刺，也是徐家荣耀背后一道无声的裂痕。
永乐五年春，徐辉祖病倒了。他拒绝太医入府诊治，只让老仆按寻常方子抓药。消息还是传到了宫里。那一夜，坤宁宫的徐皇后对着烛火垂泪良久。她与弟弟自幼感情深厚，深知其性情刚烈如铁。她可以去求皇帝，或许能换来一道恩旨，让弟弟在最后时光好过些。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她既是朱棣的妻子，也是徐家的女儿，她明白，弟弟要的从来不是怜悯和宽恕，而是对他所坚持的道义的完整承认。而她的丈夫，那位已经成为伟大帝王的朱棣，同样不可能低头。
徐辉祖躺在床上，气息微弱，神志却异常清醒。他让老仆将自己扶起，靠坐在床头，目光穿过窗户，仿佛能望见遥远的北平，那是燕王起家的地方，也是父亲当年北征时驰骋的战场。父亲徐达一生克己奉公，为大明北驱蒙元，修筑边防，从未有过一丝僭越之心。他自己呢？他坚守建文帝，难道仅仅是因为那是朱元璋指定的合法继承人吗？或许更深层的是，他坚守的是一种秩序，一种规则，一种功臣不与皇家兵刃相见、更不应以下犯上的根本法度。朱棣赢了，得了天下，但这过程，终究是打破了这法度。
弥留之际，他让老仆取来纸笔，他用尽最后力气，没有写遗表，没有诉冤屈，只颤颤巍巍写了四个字：“臣心可鉴”。写罢，掷笔于地。
徐辉祖去世的消息报入宫中时，朱棣正在批阅征安南的奏章。他握着朱笔的手顿了很久，殿内静得可怕。最终，他没有抬头，只是对身边太监淡淡说了一句：“以国公礼葬之，不必缀朝。” 语气平静，听不出任何波澜。
徐辉祖的葬礼办得简单而肃穆。没有大肆宣扬，前来吊唁的也多是徐家旧部和一些低调的故交。他被安葬在父亲徐达墓侧，坟前没有立碑颂功，只有一方简单的石刻，记载着他的生卒与爵位。他至死没有获得赦免，永乐皇帝也没有给他任何追封或谥号。历史似乎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将他渐渐遗忘。
然而，就在徐辉祖下葬后不久，一个关于他临终前写下“臣心可鉴”四字的故事，开始在南京城的士大夫圈子里悄悄流传。人们私下谈论时，总会压低声音，带着一种复杂的敬意。再后来，连市井百姓都知道了，那位被关到死都不肯向永乐爷低头的中山王长子，是个有骨气的人物。
许多年后，当明朝的朝堂再次因为“大礼仪”之类的事件争执不休，当又有耿直的臣子面对震怒的帝王不肯退让时，总会有人提起徐辉祖的名字。他成了某种象征，象征着一个臣子在不认同君主道路时，所能保有的最后姿态——不合作，不苟同，用沉默的坚守，守护自己心中的“正道”。他的存在，仿佛在提醒后世，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曾被一种更古老、更固执的“原则”所制约，哪怕这制约的代价，是一个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