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张艺谋父亲临终前，躺在在病床上告诫儿子：“你一定要小心一个人，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对付不了他啊！”他只应和着父亲，却没把父亲的话装在心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事，竟让他后悔不已……
张艺谋回到工作室，桌上是《有话好好说》的修改意见传真。发来意见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制片人兼兄弟张伟平。意见写得很细，细到某个场景的色调、某句台词的语气，都划了线。
张艺谋拿起红笔，在“胡同追逐戏的光线太暗”那条意见旁顿了顿。他想起拍《秋菊打官司》时，经费紧张，是张伟平垫的钱。笔尖落下，他划掉了自己原先的设计，按传真上的建议改了。
《有话好好说》票房不错，庆功会上张伟平拍着他的背：“老谋子，听我的没错吧？观众要的是热闹，是明白。”张艺谋笑着点头，心里却有一小块地方拧着。
到了《一个都不能少》选小演员，张艺谋在河北转了半个月，定下一个眼神倔强的女孩。名单报给张伟平，电话立刻就来了。“这孩子不行，”张伟平在电话那头说，“太土了，不上镜。我这边有个艺术学校推荐的，模样机灵。”张艺谋试图解释这部电影需要的就是原生态的真实，张伟平打断他：“兄弟，听我的，票房我担着。”
最后，银幕上那个奔跑的魏敏芝，还是张艺谋最初看中的女孩。只是那天挂掉电话后，他在招待所的窗前站了很久。
裂痕变成沟壑，是在《英雄》的宣传期。张伟平策划了一场盛大的首映礼，包下了人民大会堂。请柬、海报、媒体通稿，全都印着硕大的“张伟平制片”。电影本身的讨论，反而被淹没在“史诗巨制”、“中美合拍”的喧嚣里。有记者私下问张艺谋：“导演，这片子到底是您的作品，还是张总的项目？”张艺谋扯了扯嘴角，没答话。
真正让他感到寒意的是《十面埋伏》拍摄期间。一场关键的竹林打斗戏，张艺谋要求连续拍一周，追求光影在移动中的细微变化。张伟平从北京直接飞到了片场，看着监视器里反复重来的镜头，当着全组的面说：“谋子，差不多了。多拍一天都是几十万的成本，观众看不出这点区别。”
全组静默。张艺谋看着监视器，又看了看身边这位多年的“二哥”，第一次清晰地质问自己：父亲当年让他小心的，是不是正是这种一点一点被磨掉的坚持？
他终究没有当场反驳。那场戏按原计划拍完了，但张艺谋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最紧张的时候，张艺谋压力巨大。某个深夜，他独自在办公室看场地模型，张伟平拎着夜宵进来，第一句话是：“开幕式的节目单，我看了，商业植入的空间还很大。”那一刻，张艺谋抬起头，望着这位满脸堆笑、自称兄弟的人，忽然全明白了。父亲临终前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将一切化为生意的逻辑。
之后两年，两人维持着表面的合作，但张艺谋开始默默收回自己的创作主导权，哪怕过程缓慢而艰难。
2012年，当张艺谋因超生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面临巨额罚款和舆论抨击时，他没有辩解。只是在配合调查、缴清所有款项之后，他注销了一个旧手机号。那个号码，曾经存为“二哥”。
很多年后，张艺谋的助理整理旧物，翻出一张《英雄》时期的工作合影。照片里，张伟平搂着他的肩膀，两人都笑着。助理问他这张照片还要不要保留。张艺谋看了一眼，平静地说：“收起来吧。”
他再也没有提起过父亲那句临终告诫。有些教训，一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