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清军入越南后大量拐卖当地妇女到广东。
冯子材盯着手里的军报,指节捏得发白。帐外亲兵来报,说巡营小队在江边又截下一条筏子,拖上来三个麻袋。他放下军报,只说了两个字:“带过来。”
麻袋在帅帐前解开,里头是三个被捆住手脚、堵住嘴的越南女子,身上的衣服还是当地土布。负责押送的什长跪在一旁,额头顶着地,不敢抬头。冯子材没看那女子,只问什长:“第几次了?”什长颤声答:“大帅,弟兄们实在是粮饷拖欠太久,家里老娘……”
“粮饷拖欠,就去卖人?”冯子材打断他,声音不高,却让周围几个将校都低下头。他挥了挥手:“拉去军法处,按律处置。”
这次不是斩首。三名涉事兵卒被各打一百军棍,扒了号衣,逐出军营。行刑时全军列队观看,棍子打在肉上的闷响和惨叫声传得很远。冯子材站在将台上,对底下黑压压的兵士说:“再有犯者,斩立决。你们的军饷,我另想办法。”
他说的想办法,是连夜写信给两广总督张之洞,陈明前线军纪崩坏之危,请求紧急拨发三个月饷银,并严查后方接收拐卖人口的窝点。信送走了,但冯子材知道,远水难解近渴。
几天后,萃军移防,途经一处荒废的村寨。斥候在村后山洞里发现十几个被藏起来的妇人,手脚被缚,已经饿得虚弱。看守的两个散兵见大军到来,翻山逃了。冯子材下令给这些妇人松绑,分发干粮,并派一队亲兵护送她们往南,尽量靠近故乡方向。
但护送队伍第二天就折返了。带队的哨官回报,说刚走出三十里,就遇到另一支清军部队的巡逻队,对方声称这些妇人是“战利品”,强行扣下了一半。哨官亮出冯子材的令箭也没用,对方带队的是个游击,官大一级。
冯子材没说话,转身回了大帐。傍晚,他带着十几个亲兵,骑马直奔那支友军的驻地。对方主将见他亲自来了,有些尴尬地迎出来。冯子材没进帐,就在营门口问:“白日扣下的那些越南妇人,现在何处?”
那游击支吾着,说已经“妥善安置”。冯子材盯着他:“安置到何处?带我去看。”
在一处用木栅栏围起的简陋营地里,七八个妇人挤在角落,旁边还有几个清兵在晃悠。冯子材下马走过去,那几个兵顿时慌了。他扫了一眼,回头对那游击说:“这些人,我带走。你若不服,可去张制台那儿参我。”
游击脸上红白交替,终究没敢拦。冯子材让亲兵把妇人带出,再次派人向南送。这次他加派了双倍人手,并给了带队哨官一道手令:遇任何部队阻拦,皆可出示,就说冯子材要以“资敌通匪”为由,直接军法行事。
这招起了效。至少在他目力所及的战线,萃军队伍里再没见到明目张胆绑人的。但军营外的黑夜,依然不属于军令管辖。
两个月后,冯子材在北宁附近截获一封密信。是一个当地线人传来的,信上说,东线某军有将官与广东牙婆勾结,定期用运粮车夹带妇人出境,路线绕过冯部防区。信末附了一个地名:高州府城外十里,榕树码头。
冯子材叫来最信任的两个干儿子,让他们扮成药材商人,带着银两和几个精干手下,去广东“做一笔买卖”。临行前交代:“找到接头的人,看清路子,别打草惊蛇。”
干儿子们去了半个月,带回消息。榕树码头半夜确有鬼祟船只往来,接货的是个布庄,表面卖布,后院常备着新衣和汤药。他们还抄回一份残缺的账本页,上面记着些暗语和数目。
冯子材把账本残页和早前军报放在一起,连夜写了第二道呈文。这次他不只送给张之洞,还抄送了朝廷派来的钦差。文中直言:“军中有贩人如贩畜者,不独损国体、失藩心,日久必生内变。”
呈文送出去那晚,他独自在帐中坐了很久。亲兵进来添灯油时,听见他低声自语:“这仗打赢了,是功勋;打输了,是罪过。可这些妇人,赢了输了,她们都回不去了。”
战争结束时,清军陆续撤回。冯子材奉命殿后。经过凭祥一带的山路时,他看见路边有些新坟,没有墓碑,只插着木牌。当地乡民说,有些是被拐途中病死的女子,就近埋了。
回到广西驻地后,朝廷的嘉奖令下来了,冯子材加官进爵。但他递上去的那两份关于整饬军纪、严惩拐卖的呈文,一直没有明确回音。只有张之洞私下回了一封短函,说“事涉多方,已咨会有关衙门酌办”。
第二年春,冯子材告老还乡。离营前,他最后巡视了一次校场。阳光很好,旗杆上的“萃”字大旗在风里舒卷。他站了一会儿,对身旁的子侄说:“那年在这里打死过拐子。”子侄点头:“记得。”
他不再说什么,转身走了。那面旗子在他身后,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一声声短促的、无人应答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