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讨水喝，见那农妇倒茶只倒七分满，他大惊失色，立马断言：你家日后必出一位封疆大吏。
农妇愣在原地时，刘伯温已放下茶碗，转身出了院门。她追到田埂边，只见那人影在暮色里晃了几下，便消失在小路尽头。
农妇心里七上八下，回屋看着那七分满的茶碗发呆。她男人从地里回来，听她说完直摇头：“过路人的疯话，你也当真？”可农妇夜里翻来覆去，耳边总响着那句“留三分余地”。
三年后，她男人害急症去了。留下两个半大儿子，一个十二，一个十岁。族里叔伯上门，说把大的送出去学徒，小的给她留个念想。农妇没应声，从箱底翻出仅有的三钱碎银，又拔下头上木簪，一并塞进大儿子陈安手里：“明日带弟弟去镇上，买两本最便宜的蒙书，再买一刀纸。”
纸比书贵。陈安在书铺门口蹲到日头偏西，才等来一位抄书先生。他攥着那三钱银子求先生：“纸我们不要了，您帮我们挑两本最薄的，行吗？”先生看了看他手里那点碎银，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两本手抄的《三字经》：“拿去吧，银子留着买米。”
陈安带着书和弟弟连夜走回村。那晚，农妇在油灯下翻开书，不认字，就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点着，让兄弟俩念给她听。兄弟俩念得磕巴，她就说：“念不出，就多点几遍。点多了，它就认得你们了。”
村里没学堂，农妇让兄弟俩每日晌午去村东头老秀才家窗外听。老秀才教孙子念书，窗子开着。兄弟俩蹲在墙根，一边用树枝在地上划，一边竖着耳朵听。夏天蚊虫咬，冬天北风吹，两人写了又抹，抹了又写，把黄土墙根都划出两道浅沟。
陈安十六岁那年，老秀才病重。临终前，他把陈安叫到床前，从枕下摸出一本翻烂的《论语》：“我孙子不是读书的料。你蹲了四年墙根，这本给你。往后……别蹲着了，堂堂正正进门来。”
农妇用最后半袋麦子换了香烛，带着兄弟俩给老秀才磕了头。那本《论语》成了陈家最贵重的东西。
转机在陈安十九岁时到来。县衙贴出告示，征召能写会算的民夫，去府城运粮账房帮工。陈安报了名，管事见他衣裳破旧，先皱眉头，递过一张纸说：“写几个字瞧瞧。”
陈安提笔写了“七分茶，三分余”。管事看了半晌，问：“何解？”陈安答：“茶倒七分，留三分余地给端茶的人，也留给喝茶的光阴。”
管事没说话，把纸收了。三天后，陈安被叫去码头账房。那里算盘声噼啪作响，人人埋头拨珠，没人理他。他站在门边看了半日，忽然走到一位焦头烂额的账房先生旁，低声说：“先生，第三行第七列的数目，像是抄重了。”
那账房一愣，翻查片刻，额头冒出汗来。若这错报上去，得赔半个月薪俸。他再看陈安，问：“你怎看出来的？”陈安说：“我娘教过，做事做七分，留三分心力回头核。”
账房先生没说话，下午便让陈安坐在角落，帮着核对旧账册。陈安核对得极慢，但半月下来，竟找出十七处大小差错。
秋粮运完时，账房先生领陈安去见主事，说：“这孩子心细如发，留在码头可惜。”主事打量陈安片刻，问：“可愿随我去省城？那边库房缺个司账。”
陈安跪下磕了个头，说：“谢大人提拔。但我得先回村一趟，给我娘倒碗茶。”
他连夜赶回村里，把事跟农妇说了。农妇没说话，去灶上烧水，烫了茶碗，给他倒了七分满的茶。陈安双手接过，慢慢喝完，把碗轻轻放下。
农妇这才开口：“去吧。记住，茶倒七分是待客。你此去是为朝廷做事，心里那杯茶，得倒满。”
陈安又磕了三个头，起身时看见弟弟陈平站在门边。他把怀里那本《论语》塞给弟弟：“娘和家，交给你了。”
十年后，陈安升至户部郎中。又五年，外放为省参政。圣旨到的那日，他正在田间看农人引水，听到“总督两广军务”几个字，他怔了怔，转身朝北方跪下，磕了三个头。
他没有急着赴任，而是告假一月，轻车简从回了老家。
村里那棵老槐树还在。农妇已过世七年，就葬在树下不远。陈安在坟前摆了一碗茶，倒得七分满。他跪着说：“娘，茶还给您留着三分。儿子这就要去把剩下那三分，用到该用的地方了。”
他起身时，看见弟弟陈平领着村中学堂的孩子们站在不远处。陈平手里也端着一碗茶，七分满。
陈安走过去，接过那碗茶，对孩子们说：“今日这碗茶，我敬你们。日后你们若有机会端茶待人，记得只倒七分。剩下那三分，不是留着，是等着你们用平生本事，把它变成十分。”
他把茶喝完，碗还给弟弟，转身走向等在不远处的官轿。轿帘落下前，他最后望了一眼那条向南的田埂。
暮色里，仿佛又看见当年那个风尘仆仆的背影，正一步一步，走向他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