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山西贼王”王彦青即将被执行死刑，绝望之际，他提出用开锁绝技换命，警方竟然同意了，谁能想到，这却因此葬送了16条人命。
改判死缓的第二天，王彦青被带进一间单独的审讯室。桌上摊着几张保险柜的剖面图纸。
“这是市里三家银行明年要换的新型号，”一位公安领导敲了敲图纸，“你把可能的漏洞都标出来，写清楚。”
王彦青拿起铅笔，在几处卡榫和齿轮组上画了圈。他写说明时，手很稳，字迹工整。领导收好图纸，离开前留了一句话：“你合作，日子就好过。别的别多想。”
王彦青的日子确实好过起来。他搬进了有窗户的单间，伙食里偶尔有肉。但他心里清楚，图纸交出去越多，自己懂的就越不值钱。
一个月后，他被领到监狱的维修车间。地上摆着几个旧保险柜，让他实物演示。两个年轻的技术员在旁边记录。王彦青蹲下，用自制的钩针捅锁芯，嘴里讲解着力道和角度的配合。技术员记得很认真。
演示结束，一个技术员递给他一支烟。王彦青摆手。那人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忽然低声说：“王师傅，这手艺，出去了也能活。”
王彦青没接话，只是擦着手上的机油。
那天晚上，躺在铺上，他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水影。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撬锁，是在供销社的后窗，那年他十六岁。也想起了改判那天，法官最后那句“保留追诉权”。他翻了个身。
机会来得比预想快。几天后，监狱围墙外的变电站检修，部分区域停电。车间里，王彦青正拆解一个带电子密码的模型。负责看守他的老狱警接了电话，匆匆离开，嘱咐另一个年轻的“看紧点”。
年轻狱警靠在门边，打了个哈欠。王彦青手里捏着一根磨尖的钢钎——那是他从废弃零件里偷偷藏下的。他看了看狱警的背影，又看了看车间那扇为了通风、只用插销别住的侧窗。
他动了。钢钎插进插销缝隙，一拧，窗户开了条缝。响声很轻。狱警没有回头。王彦青侧身钻出，落在窗外堆放的旧轮胎上，声音被闷住了。
他没有立刻跑，而是贴着墙根阴影，挪到围墙拐角。那里有一段电网，因为停电检修，指示灯是暗的。他白天留意过。围墙不高，但光秃秃的。他听见远处换岗的脚步声。
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用床单拧成的绳子，一头绑着铁钩——那是他用车间里捡的废料磨的。铁钩抛上去，卡住了墙头。他爬得很快，翻身跳下时，左腿一阵刺痛，但没停。
围墙外是条荒路。他埋头往山里跑，直到听不见监狱的任何声响。他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躲了三天，靠喝雨水和偷附近菜地的萝卜撑过来。
第四天夜里，他摸进山脚下的镇子。目标是一家工厂的财务室，用的正是他画过图纸的那种保险柜。他用砖头砸碎了窗玻璃，钻进屋里。开锁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柜子里有三捆现金，还有几沓粮票。
他拿上钱和粮票，消失在夜色里。
这笔钱让他撑了两个月。他换了装束，买了假介绍信，沿着铁路线往南流窜。路上，他遇到了两个从别的监狱逃出来的人。一个叫老吴，因为抢劫判了十年；另一个瘦子，罪名是投机倒把。
三个人结伙，专挑县城的单位下手。王彦青负责开锁，老吴望风，瘦子搬运。他们作案前，王彦青总会先去踩点，看看锁具是不是又升级了——很多升级方案，恰恰来自他当初在监狱里提供的“改进建议”。他知道从哪里下手最快。
钱来得容易，冲突也来得快。一次在河北某县，他们撬开物资局的仓库，被夜里巡逻的民兵发现。老吴慌了，掏出私藏的土枪开了一枪。民兵倒下，没有再起来。
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打破了某种界限。他们从此身上都带了枪。
流窜变成逃亡，盗窃升级成抢劫。1986年秋天，他们在河南一个路口设卡抢劫一辆运煤车时，与押车的保卫人员发生枪战。瘦子被打死，王彦青左臂中弹。他和老吴抢了辆自行车，钻进了玉米地。
老吴的伤更重，第二天晚上发了高烧，胡话里全是“自首”。王彦青用衣服给他包扎，但血止不住。天亮前，老吴没了气息。
王彦青埋了老吴，独自继续逃。他知道通缉令已经贴满了沿途的车站。他的脸，他的手法，都被分析得清清楚楚。有几次，他甚至在公安局门外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自己的画像和案情通报，上面列着他们犯下的案子，后面跟着一个数字：已造成十六人死亡。
那十六个人，有的是枪战中被流弹击中的路人，有的是试图阻拦他们的职工，也有追捕中牺牲的民警。王彦青看着那个数字，觉得有点陌生。他记得开枪的瞬间，记得有人倒下，但十六个？他没数过。
围捕最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到来。在他藏身的废弃林场小屋外，警察包围了他。他没有再开枪，把土枪扔出了门外。
执行死刑那天，没有雪。他被押出看守所时，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上车前，他问了一句：“那些保险柜，后来改了吗？”
没人回答他。
警车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