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1知青李文忠救起一名11岁的落水女孩。然而，女孩竟认真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别结婚，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当媳妇儿！”
他把这句话当成孩子的胡话，秋收忙起来便忘了。直到十一月的一个黄昏，李文忠收到家里电报，只有七个字：“父病重，速归。母。”他捏着电报在门槛上坐了很久。返城的手续一时半会儿办不下来，父亲的病却等不了。他翻出所有积蓄，只有二十三块四毛。
第二天一早，他找到生产队长，想预支半年工分换钱。队长抽着烟，半晌才说：“工分能换，但得公社批，少说半个月。”李文忠道了谢，转身时听见队长嘀咕：“这节骨眼儿，谁家不难。”
他闷头往回走，在村口老槐树下看见了刘俊霞。她胳膊上挎着篮子，像是刚拾柴回来。“李老师，”她叫住他，从篮底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他手里，“这个给你。”布包沉甸甸的，是二十几个鸡蛋，还有卷在手帕里的八块钱——多是分币和毛票。
“这不行……”李文忠要推回去。
“我攒的，”刘俊霞打断他，声音不大，“鸡蛋是我喂的鸡下的，钱是挖药材卖的。你用得着。”她说完就退了一步，眼睛看着他，“等你回来再还我。”
李文忠喉咙发紧，最终点了点头。他用这些钱加上自己的积蓄，托人换了张最快的火车票。临走前一天，他去刘家告别。刘俊霞正在灶前烧火，见她进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送他到院门口。“还回来吗？”她问。
“回来，”李文忠说，“手续和东西都还在队里。”
刘俊霞“哦”了一声，从怀里摸出那半截蜡烛，递给他。“路上黑，带着。”这一次，李文忠接过来，认真说了声“谢谢”。
回北京的路走了三天两夜。父亲是急性肺炎，已住院。李文忠陪着母亲守了半个月，病情总算稳住。家里想趁机活动让他留城，但他档案关系卡在插队地，最后只得回去等政策。
回到村里已是深冬。他刚放下行李，王大爷就探头进来：“你可算回了！老刘家二丫头，半个月前跑冰窟窿里捞她弟，人救上来了，自己冻狠了，一直咳，不见好。”
李文忠转身就往刘家赶。刘俊霞躺在她家小屋的炕上，脸颊烧得通红，见是他，眼睛亮了一下，想坐起来，却咳成一团。她母亲在一旁抹眼泪：“赤脚医生开的药吃了，不管用，让送公社卫生院，可钱……”
李文忠没接话，转身出了门。他去找队长，把家里带来准备应急的五十块钱全拿出来，又押上了自己的手表。“先救人，”他说，“工分从我往后三年的里扣。”
刘俊霞被送到了卫生院。肺炎，再晚两天就危险了。李文忠每天下工后，绕十里路去看她。第三天，她精神好些了，靠着枕头看他：“钱和表，我以后一定还你。”
“不急，”李文忠削着苹果，“先把身体养好。”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刘俊霞忽然轻声说：“那句话，我不是胡说。”
李文忠削苹果的手停住了。他抬头，看见她眼睛里映着窗外的雪光，安静，认真。这一次，他没有笑，也没有说她“小丫头片子”。他把削好的苹果递过去，说：“先吃苹果。”
春天，返城政策终于明朗。李文忠拿到了回北京的调函。走的那天，刘俊霞送他到村口。她十六岁了，个子蹿高了一截，站在风里看他。“我会去找你的，”她说，“等我考上北京的学校。”
李文忠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进她手里。“里面是我的地址，还有二十块钱。好好学习。”他顿了顿，“我等你信。”
刘俊霞捏紧了信封，用力点头。
三年后，李文忠在北京火车站接到了刘俊霞。她考上了师范学院，背着半旧的行李袋，眼睛在出站的人群里寻找他。李文忠走过去，接过她的行李。她笑了，说：“我来了。”
“嗯，”李文忠也笑，“走，回家。”
他们沿着站前大街往外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谁也没再提当年河边的誓言，但它已经落在每一步里，扎实，清晰，不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