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赴粤任职，毛主席特地嘱咐：不许向此人寻仇，他对党有大恩

一九四九年八月，叶剑英准备南下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陈赓一起推进广东战役。广州还在国民党手里，但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临行前，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讲了战略安排，也讲了接管城市、筹粮筹款和港澳关系。谈到最后，毛泽东突然提起一个名字，莫雄。

这个名字，叶剑英当然不会忘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担任起义军军事副总指挥之一。起义军一度控制广州部分地区，随后遭到反扑，张太雷牺牲，许多起义者和工人倒在街巷中，叶剑英带着部队突围。

当时，莫雄就在参与镇压起义的部队中。对叶剑英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旧相识，而是一段带着鲜血的旧账。毛泽东知道这一点，却还是交代得很直接，到了广东，一定要找到莫雄，不许寻仇，要给他安排工作。

为什么？
因为十二年前，正是莫雄送出的一份情报，让中央红军提前启动了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秋，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围剿中央苏区的计划。会议调集一百五十万大军，准备分进合击，层层封锁，还架设三十多道铁丝网，试图把中央红军困在包围圈里。

莫雄当时担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德安保安司令，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到了计划内容，也知道一旦情报泄露，自己可能惹上杀身之祸，但还是把消息交给了身边的中共地下交通员项与年。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扮成乞丐赶路。为了改变面貌，他用石头砸掉了四颗门牙，随后穿过封锁线，把情报送到瑞金。

周恩来和李克农收到消息后，判断红军必须马上行动。后来李克农曾说，如果再晚半个月，红军可能就走不了了。

这半个月有多重要？湘江战役已经让红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如果没有提前转移，中央红军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损失，长征的局面也许会完全不同。

所以，毛泽东对叶剑英说，莫雄过去有过错，但对党有大恩。恩和仇，要分开算，不能因为前一笔账，就把后一笔功劳抹掉。

叶剑英听懂了。
广州解放后，他很快派人寻找莫雄。那时莫雄因为身份敏感，被保密机构盯上，据称已经逃到香港避难，生活十分艰难。叶剑英写信给他，落款用了剑英弟，还转达了毛泽东的惦记。

莫雄看到信后，反复读了几遍，随后返回广州。
多年后，两人再次见面，一个是新政权的重要干部，一个是曾经站在对立阵营的旧军官。气氛一开始并不轻松，毕竟广州起义留下的伤痛，不可能靠几句寒暄马上消失。

叶剑英没有绕弯子，只告诉他，毛泽东记得当年那份情报。
莫雄后来被安排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当时北江一带匪患严重，十几股土匪盘踞沿江，商船不敢通行。有人担心一个旧军官不可靠，叶剑英却认为，莫雄熟悉当地地形，也了解地方关系。

结果，几个月后，沿江匪患得到控制，商路逐步恢复。
这件事说明，起用一个有争议的人，不等于替他过去所有行为开脱。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功劳和过错分开，能不能在具体工作中检验一个人的价值？

莫雄的麻烦并没有因为叶剑英的保护就彻底结束。
土地改革开始后，一些地方把莫雄列入清算名单，甚至有人写上速处理。叶剑英得知后明确表示，莫雄对革命有贡献，必须保护。那份名单最终没有执行。

一九五一年，广东英德举行万人公审大会，莫雄被押上台，局面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到叶剑英那里，他立即下令枪下留人，并紧急向北京报告。

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莫雄有功，不能动。李克农也专门打电话，要求保护这个人。几句话，让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停了下来。

后来，莫雄进入广东省参事室和政协工作，担任过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他不再参与军政前线，却一直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有人继续翻旧账，认为他曾经属于剿共阵营，想把他重新列入清查范围。叶剑英知道后，再次出面保护。对叶剑英来说，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对历史事实负责。

莫雄一九八〇年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九岁。那时叶剑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没有亲自参加追悼会，但托人送去了花圈。

回头看这段往事，真正难的不是记住恩情，而是在记得仇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按照事实办事。叶剑英经历过广州起义的失败，也亲眼见过战友牺牲，他不可能没有情绪。

可他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安排，寻找莫雄，给他工作，在他一次次陷入危险时出面保护。

如果只看一九二七年的广州，莫雄是站在对面的人。如果把时间拉到一九三四年，他又成了帮助红军突围的关键人物。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两段互相冲突的历史，这才是这件事最难处理的地方。

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挑其中一段来看。

毛泽东当年的那句交代，最后落到了叶剑英的行动里。没有大张旗鼓的表态，也没有反复解释，只有一次寻找，一次任用，几次关键时刻的保护。

这段旧事留到今天，未必只是为了讲一个化解恩怨的故事。它更像是在提醒人们，面对复杂历史人物，简单贴标签容易，按照事实分辨功过，却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