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走出叶帅办公室，捏在手里的香烟都被汗浸湿了。廖承志在走廊递给他一个眼神，意思很明白：话递到了，剩下的看命。

回到广州第三天，军区的吉普车又来了。这回不是工程兵，是一位副参谋长亲自上门，带的不是图纸，是一份盖了章的“施工协调函”。函件措辞客气，但意思没变：炮台要建，位置可以“协商”。

霍英东把函件摊在办公桌上，副总站在对面，额头上全是汗：“他们说了，下周就要进场勘测。这次是带着正式文件来的，跟上次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霍英东问。

“他们说……这是战备需要。”

办公室里只有电扇转动的声音。霍英东盯着那份函件，红印章像一滴血。他忽然站起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文件——是当初和广东省政府签的合资合同。他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字：“你看这里，‘经营自主权’。”

副总苦笑：“霍先生，那是跟政府签的，现在来的是军队。”

“军队也得讲理。”霍英东合上合同，“你去告诉他们，我要见下命令的人。”

见面的地点定在军区招待所。霍英东进门时，屋里已经坐了四个人，除了副参谋长，还有两位他没见过的校级军官，以及一位穿便装的中年人。便装中年人没起身，只是点了点头：“霍先生，坐。”

副参谋长开门见山：“战备无小事。白天鹅的位置俯瞰珠江，是制高点。炮台必须建，这是大局。”

霍英东把合同副本放在桌上：“我投这个宾馆，一是看好改革开放，二是想给国家争个脸面。现在楼还没盖完，先架上炮，外面记者会怎么写？外商还敢不敢来？”

便装中年人终于开口：“霍先生爱国，我们都知道。但爱国也要分轻重缓急。”

“正是分轻重缓急，”霍英东看着他，“我才从北京回来。叶帅的话，诸位听到了吗？”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穿便装的中年人脸色变了变，另外两位军官交换了一个眼神。副参谋长清了清嗓子：“首长指示我们当然重视。但具体执行，军区有军区的考虑。”

“什么考虑？”

“珠江防线不能有空当。”一位校官接过话，“白天鹅是最高点，如果我们不占，万一……”

“万一什么？”霍英东打断他，“这里是广州沙面，不是边境线。你们要防的是什么，能明说吗？”

没人回答。电扇嗡嗡地转，吹得文件边角微微颤动。

霍英东等了几秒，站起来：“既然说不明白，那我替你们说吧——你们不是防外敌，是防自己心里没底。”他拿起合同，“这上面有省政府的章，有国家批文。如果今天你们非要架这个炮，我就把合同复印一百份，寄到北京，寄到香港，寄给所有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人看看：广州白天鹅，一边开门迎客，一边架上大炮。这到底是谁的‘大局’？”

便装中年人猛地站起来：“霍英东！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霍英东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钉在桌面上，“宾馆我会盖好，炮台你们别想。如果非要建，就从我身上轧过去——看看是你们的炮硬，还是国家的信誉硬。”

他转身就走。副参谋长追到门口：“霍先生！我们再商量……”

“没什么商量的。”霍英东没回头，“我等着你们的正式通知。是撤命令，还是抓人，给我个准信。”

车开回沙面时，天已经黑了。副总在工地门口等他，脸都是白的：“谈崩了？”

“崩了。”霍英东下车，看着工地上已经亮起的探照灯，“让工人今晚加班，把主楼框架再往上打三层。越快越好。”

“要是他们真来硬的……”

“那就让他们来。”霍英东走进工地，打桩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楼盖高了，炮就不好架了。”

那一夜，白天鹅工地的灯光亮到凌晨。霍英东站在临时工棚里，看着图纸上一寸寸长高的主楼。凌晨四点，电话响了，是廖承志从北京打来的。

“老霍，”廖承志的声音带着倦意，“叶帅的批示存档了，军区主要领导都看了。明天上午，会有正式通知给你。”

“什么内容？”

“你赢了。”廖承志顿了顿，“但有个条件：珠江对岸要设观察哨，你得接受。”

霍英东看着窗外渐渐发白的天色：“只要不占我的地，不对着我的窗，我接受。”

电话挂断后，他走出工棚。工人正在换班，见他出来，都停下手里活计。霍英东摆了摆手：“没事，继续干。咱们的宾馆，一定得是干干净净的宾馆。”

1983年开业那天，军区的花篮放在门廊角落。霍英东没让人挪位置，也没特意展示。他知道那既是祝贺，也是一种无声的见证——见证了一个商人，如何在时代的夹缝中，守住了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开放的信心，比暂时的防备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