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一针见血！全国政协委员黄德宽曾直言：全球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把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地位，抬到远远高过母语的地步。这番话，道出了无数人憋了十几年的疑问，也掀起对语言教育体系的普遍反思。

黄德宽不是随口一说。他是安徽大学党委书记，也是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一辈子跟汉字和语言学打交道。

2013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正式提交了第1182号提案，题目就叫《关于纠正我国公共外语教育单一化倾向的提案》。

同年9月，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当着教育主管部门的面又把话说透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外国语言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话为什么能戳中那么多人？因为它说的不是什么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是每个家庭、每个学生都亲身经历过的现实。

从幼儿园开始，英语就已经排进了课表；小学三年级正式开课，一路学到高中毕业，整整十年。

升学要考，就业要考，评职称还要考。不管你将来干的工作跟英语有没有关系，都必须通过。

黄德宽在提案里写得很清楚，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外语教育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唯一的英语教育，绝大多数高校的公共外语教学部其实就是英语教学部。

英语从大学一路往下渗透，影响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继续教育，甚至职称晋升和求职就业的方方面面。

时间到底花了多少？有人算过一笔账。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小学生花在英语上的学习时间大约占到总学习时间的37%，而花在母语上的只有32%，差了整整五个百分点。

更夸张的是，有超过三成的孩子，把40%以上的学习时间都用在了英语上。

2017年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调研后算过，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毕业，每个学生至少要在英语上花费5292个小时，按每天8小时学习来算，相当于将近两年的时间全用来学英语。

到了2026年，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又拿出一组数据，中学生日均英语学习超过2小时，毕业班高达4小时，67.2%的儿童5岁前就开始学英语，远远早于传统文化启蒙的时间。

而另一边，母语的处境多少有些尴尬。黄德宽在2014年两会上说得很直接，近几十年来汉语汉字的教育受到英语传播的强大冲击，母语教育被严重弱化，青少年的语文素养明显下降。

他还举过一个细节，就连汉字输入这样的技术，我们都没能占据优势，外国公司掌控了技术市场的九成，每年仅手机汉字输入法的专利费就要向国外支付不少。

黄德宽还拿出过一组对比数据。当时我国能开设的外语不到60种，英语之外的外语人才极为有限；而美国能开设276种，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能提供93种，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能开设124种。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把几乎所有外语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了英语上，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小语种人才却严重短缺，在国际交往中反而受制于人。英语一家独大，既挤压了母语，也挤压了其他外语。

黄德宽的建议其实很务实，就两条。第一，明确到底哪几种外语可以作为公共外语，让公众自己选择，不能用英语替代所有外语。

第二，规定外语在升学考试中的合理分值，不能把它跟母语同等对待。他反复强调，考试的导向作用不改，母语受冲击的现状就改变不了。

这些呼吁也确实推动了一些变化。2013年10月，北京率先放出改革信号，宣布从2016年起高考英语分值从150分降到100分，语文则从150分增加到180分。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但事情并没有一锤定音，后来各地高考方案几经调整，英语的主科地位始终没有根本动摇。

2021年全国政协委员许进再次建议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位，他调研发现英语教学课时约占学生总课时的10%，但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真正有用。

2026年洪明基又提案建议高考英语降到100分，他还指出农村考生比城市考生的高考英语平均分低了约20分，差距远大于数学和语文。十几年间，一拨又一拨代表委员接力发声，说明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

说到底，大家争的不是要不要学英语。对外开放的时代，英语该学还得学。问题出在程度上——当一门外语的权重超过了母语，当绝大多数人花了十年时间学一门将来用不上的语言，当母语的表达能力和文化传承被悄悄挤压，这件事就值得整个社会停下来想一想。

黄德宽当年那番话之所以到今天还在被人翻出来说，就是因为它戳中的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常识：一个国家的孩子，首先得把自己的语言学好、学透，这才是最根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