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叶挺所乘飞机坠机，失事原因一直是谜，直到2006年，一位普通农村老头，在临终时，对儿子说：“当年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儿子愣了几秒，转身去灶台倒了半碗温水，用勺子小心喂给父亲。老头喝了两口，摇摇头，眼睛依旧盯着儿子。
“你听见了？”老头问。
儿子点头，喉咙发紧。
“我不是疯子。”老头手指动了动，指向炕头一个旧木匣，“钥匙在褥子底下。打开。”
儿子摸索出一把生锈的小钥匙，打开了木匣。里面没有钱，只有几张发黄的信纸，和一小截扭曲的金属片。
“信是王平虎写的，约我在白市驿碰头。金属片……是从磁罗盘上拆下来的配件。”老头说话费力，但每个字都清晰，“我留了一截，当念想。蠢啊。”
儿子捏着那冰凉的金属片，指尖发抖。
“动手那天，是阴天。”老头继续说，“两个‘检修工’在飞机库里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其中一个对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成了。”
“你怎么确定……是这事导致了坠机？”儿子终于问出口。
“不确定。”老头惨然一笑，“所以我才折磨了自己六十年。飞机在黑茶山撞毁那天，我在重庆的旅馆里，听见街上报童喊号外。我买了一份，躲进厕所看。看完，把报纸烧了，灰冲进下水道。可那火，好像一直烧在我肚子里。”
儿子低下头，金属片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
“后来我躲回老家，娶了你娘，种地。”老头声音渐弱，“我以为躲得掉。可‘他们’没放过我。王平虎坠海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地里锄草。我一屁股坐在泥里，心想，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可没有。我活得最长。这比死更难受。”
屋外传来狗叫，儿子起身去关门。再回来时，老头已经合上眼，胸口的起伏微弱。
“爸？”儿子轻声唤。
老头没睁眼，只说：“去吧。把东西，和我的话，都交出去。别学我，藏一辈子。”
儿子跪在炕边，握紧父亲的手，直到那手彻底变凉。
三日后，丧事办完。儿子洗了把脸，换上最干净的衣服，将木匣里的东西用布包好，踏上进城的长途汽车。
党史办的李主任接待了他。听完叙述，看了物证，李主任沉吟许久。
“信和金属片，我们需要鉴定。”李主任说，“你父亲提到的‘磁罗盘左偏七度’，这个参数，在当年的航空维修记录里，是一个未被解释的异常标注。只是从来没人知道是谁做的，为什么。”
“那……能证明是我父亲干的吗？”
“如果笔迹和金属片材质核对上，再加上这个只有操作者才知道的参数，”李主任顿了顿，“基本可以构成一个证据链。但这意味着，你父亲的名字会出现在历史记录里，伴随一个不光彩的定性。”
儿子望向窗外，沉默片刻。“那就按真实的写吧。他说了，历史会记住。好的坏的，都得记住。”
鉴定过程持续了几个月。儿子在村里等着，时常去父亲坟前坐坐。他不再纠结父亲是对是错，只是觉得，那座压了六十年的山，该搬走了。
最终报告出来的那天，李主任亲自来到村里。他在坟前放了一束花，对儿子说：“技术鉴定全部吻合。当年的调查报告，会补充进这段口述和物证。‘杜吉堂’这个名字，会作为一个历史环节被记录下来。”
儿子问：“会写他是凶手吗？”
“会写他参与了破坏。也会写他晚年自述的悔恨，以及保留证据、主动交代的行为。”李主任说，“历史记录完整，后人自有评断。”
儿子点点头，觉得这样也好。
李主任走后，儿子清理父亲的老屋。在炕洞深处，他又摸出一个锈铁盒，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极旧的、模糊的集体合照。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串名字，其中“杜吉堂”三个字被反复涂抹过，几乎看不清。
他看了很久，最后把铁盒连同照片一起，埋在了父亲的坟旁。
风又刮过山梁。这一次，他忽然觉得，那呜呜的风声，听起来不再像压抑的呜咽，倒像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