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始终笃定安禄山不会造反，主要有两层考量。一是安禄山身体衰败，身上反复生疮，视力日渐昏蒙，在玄宗看来命数将近，造反得不偿失。二是安禄山长子安庆宗留居长安充当人质，其余诸子资质平庸，难以接续大业。

宫中传来范阳异动的消息时，玄宗正听乐观戏。高力士禀报安禄山在范阳城外增设三处马场，玄宗目光仍停留在戏台，反问高力士，安禄山去年进献的三千战马本就出自范阳。高力士欲进言，又把话咽了回去。玄宗转头询问安庆宗近况，听闻他陪同荣义郡主入宫，便更安心，认为儿子身在长安，安禄山不敢轻举妄动。

太医诊察之后上报，安禄山疽疾深重，视力衰减，恐难熬过寒冬。玄宗暗自盘算，一个时日无多之人，没必要冒险起兵，等他离世，一纸诏书便可收回三镇兵权。杨国忠多次上书，称安禄山在河北私造兵器，还有证人佐证，却被玄宗打断。玄宗提起此前证人到范阳后翻供，认定是诬告，让杨国忠去核查漕运账目，边将之事自有决断。杨国忠出宫，对高力士苦笑，高力士只感慨，陛下不是不信，只是坚信自己算得万无一失。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范阳起兵的急报送至长安，玄宗当时正在翻看安庆宗献上的字帖，字迹工整却缺少力量。初闻消息，他只当是谣言。驿使据实禀报，十五万叛军已经南下，河北二十四郡纷纷归降。玄宗几番起坐，急召安庆宗。玄宗当面质问，安庆宗从容应答，若父亲反叛，自己愿以死尽臣节。这番应答太过平顺，反倒让玄宗沉默。他想起安禄山上次入朝，需要人搀扶，眼目昏花，衣袍下摆沾染脓血，这般病体，怎会领兵作战。

数日之后探子返回，带回安禄山讨伐杨国忠的檄文与河北郡守的求救血书。探子证实，安禄山虽视物不清，需旁人指引方向，但端坐战车之上，精神饱满，号令洪亮，声震半营。玄宗抚平血书卷边，忆起安禄山昔日那句只忠于陛下的誓言，才察觉话语之下暗藏野心。玄宗下令，命哥舒翰镇守潼关，可局势已经难以挽回，叛军距离洛阳只剩三日路程。夜色沉沉，玄宗独坐殿中，高力士请示安庆宗如何处置，玄宗最终下令将其处死。

玄宗的失误，在于把片面事实直接等同于最终结论。安禄山体弱、长子在京，都是客观事实，但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不会谋反。时日无多的人，反而会因为余生有限铤而走险；人质被扣，也会让叛者明白退无可退，只能拼死一搏。玄宗衡量的是世俗常理，安禄山赌上的是性命。常理再周密，也无法预判一个不计退路之人。

高力士、杨国忠都曾预警，玄宗却把提醒当成无端生事。他认定杨国忠挟私构陷，高力士过于谨慎，深信自己的判断。这份自信，是开元年间开创盛世的资本，到晚年，却成了致命毒药。安庆宗的表态看似忠顺，玄宗却没有深究背后的隐情。诛杀安庆宗，不过是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危局做出的被动处置。

后人常会设想，如果玄宗提早采信杨国忠的警示，提前收回安禄山兵权，安史之乱是否能够避免。历史没有假设，可这一段教训，历经千年依旧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