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凤10月3日发文，提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问题，“大家看看外面资助过我们哪个高校哪个企业的理工科专业？”

这种理工科无外国资助而文科被资助的暗示，存在明显认知偏差！

这道题乍一看很有冲击力，仿佛只要没人当场报出名字，结论就已经成立。但讨论科研经费，不能靠谁嗓门大、谁抢先发问。把高校名称、资助项目、资金用途摆出来，答案其实并不难找。

先说一个最不容易扯歪的领域：电子技术。

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与德州仪器上海公司签署“引领计划”备忘录，约定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五年计划，由其上海分公司每年向双方共建的DSP技术中心捐赠经费，用于教学和研究，捐赠可以采用人民币或者技术设备的形式。

DSP就是数字信号处理，涉及通信、语音、图像等技术。这已经把学校、企业、专业方向、支持方式都交代清楚了。

总不能因为经费通过外企在中国的分公司提供，就把外国企业支持中国工科这件事从讨论里删掉。

再看东南大学。

2007年，学校与德州仪器共同组建学生创新联合实验室，获捐总价75万元的仪器设备。到2018年3月，相关捐赠总额已接近900万元，覆盖奖助学金、实验室及电子设计竞赛等事项。

这里需要把账算明白：近900万元是多项捐赠的累计数，不能全部说成某个实验室的科研经费。但它同样说明，外国企业对中国高校电子技术教育的支持，既有设备，也有资金，持续了多年。

如果觉得电子实验室还不够，那就看看计算机。

微软亚洲研究院于1999年启动微软学者奖学金，面向亚太地区高校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信息科学、应用数学等专业的低年级博士生。

2019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董胤蓬入选，获得1万美元资助及三个月的学术访问机会。

他当时研究的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这个例子既有具体学生，也有明确学科，更有具体金额。奖学金当然不等于承包整个专业，但既然问题问的是有没有资助，就不能在找到答案之后，临时把奖学金排除出去。

再往基础科学看，答案也一样清楚。

2012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揭晓，中国有七名科学家入选，包括当时在清华大学任职的颜宁，以及南开大学的胡俊杰等人。每位获奖者获得五年共65万美元支持，其中15万美元用于第一年购买主要仪器和设备。

这类支持指向生命科学研究，不能硬说成电子工程，但更不能把它塞进“文科资助”篮子里。资金买的是实验仪器，研究的是生命活动机制。判断学科，要看实际研究内容，不能只看自己想要哪个答案。

金额更大的例子，是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它由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与盖茨基金会于2016年共同创立。

2023年6月，盖茨基金会承诺未来五年提供5000万美元捐赠，北京市政府承诺提供同等规模的资金支持，清华继续支持科研平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包括治疗结核病、疟疾的新药。这是科研平台和药物研发获得境外基金会支持的具体案例；5000万美元是当时公布的五年承诺，也不能写成已经一次性全部到账。

把这些例子连起来，结论已经很明确：外国企业、科研机构、基金会支持中国高校及相关科研平台，确实发生过，而且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形式。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钱附带什么条件。资助者是谁，合同怎样约定，研究成果归谁，是否影响独立判断，都应该认真审视。可审视需要逐项拿证据，不能用“文科”两个字代替调查，也不能给“理工科”自动发一张免检证。

电子企业支持实验室，可能希望更多学生熟悉其产品和技术体系；科研基金支持研究，也会有自己的资助方向。

这些动机值得分析，但有自身目标，并不自动等于干预研究结论。合作能否接受，要看具体条件和实际行为。

同样，人文社科获得境外支持，也不能直接推出研究者被收买。质疑一项研究，可以检查材料是否可靠、论证是否成立、利益关系是否披露；如果只是看到资金来源就先给人定性，那学术讨论就变成了猜心思比赛。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企业没有高校意义上的“专业”，主要有研发部门和项目。外资入股、购买产品、委托研发、公益捐赠，各自是不同的关系。不能把所有钱都叫资助，也不能只承认其中某一种，借此抹去其他支持。

我更愿意看到一种有底气的态度：合作可以谈，条件必须看，判断权要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科研人员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也有能力识别不合理要求。承认曾经获得外部支持，并不会削弱中国科研的成绩；用事实解释合作怎样服务教学和研究，反而更能体现我们的主体性。

尤其是教数学的人，更应明白一个道理：要推翻“从来没有”，一个成立的反例就够了。如今反例不止一个，就该调整判断。把事实讲准确，比给文科理科安排一场立场考试，更有助于公众理解科研，也更尊重认真做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