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成都军区一位军长，猛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说：“胡闹，她都83岁了，怎么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快派人把她送回去！”

他口中的“她”，是我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但无论是谁来劝阻，这位83岁的老人都有这样的回答：“我要看看病人。”

那年五月，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各地救援队伍如潮水般向灾区集结，而陈菊梅却凭着一颗救人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出现在这场硬仗中。

当时很多区域道路坍塌，泥泞不堪，年事已高的她，即便身体已经不够灵便，也紧随大部队步行，在走访受灾群众时，她频频驻足，挨个查看他们的身体状况。

一连几天，她和团队穿梭于安置点和救助站之间。有人看到她疲惫不堪，劝她停下来歇一歇，但她只是摇了摇头，说：“我还能干得动。”

她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而是亲力亲为，面对记者，她不戴口罩的行为一度引发疑问，而她冷静地回答：“这里是灾区，不是疫区。”

寥寥数语，既是对灾区防疫形势的判断，也为受灾群众消除了恐慌情绪。

这不是陈菊梅第一次展现她对事件的执着和责任感，几十年前，她一心想为医学奉献自我，而那段经历或许比灾区里的日子还要艰难得多。

陈菊梅的童年是在浙江乡村度过的，那个年代，疾病是农村孩子最大的威胁，甚至一场轻微的感冒，都可能夺去一个孩子的性命。

家境清贫的她见过太多人因病而亡，也因此埋下了一个愿望：她要成为医生，去帮助跌入疾病深渊的人们。

家徒四壁的环境下，读书是个奢侈的梦想，幸运的是，她的勤奋和悟性得到了老师们的关注，靠着一根竹杠挑起了家庭和学业的双重重担。

后来，她顺利考入浙江医学院，解剖课上，她专注地画解剖图，做实验时，她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

大学毕业后，她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去苏联留学，在那个年代，这种选择并不多见，加上语言障碍和陌生的环境，很多人都在异乡感到茫然。

但陈菊梅每天除了上课学习医学理论，晚上又埋首研究数据，极少休息，她知道，医学领域的追赶需要时间，而中国的时间最不该被浪费。

凭借出色的表现，她提前完成了学业，顺利拿到了学位，回到祖国后，她把所有学到的知识投入到传染病领域。

当时的中国，病毒性肝炎如一张阴云笼罩在许多省份的上空，陈菊梅没有丝毫犹豫，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天开始，就几乎没有停下来过。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感染、肾炎等疾病接连缠上这位执着的医生，她为此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决定：为了不让病痛干扰研究，她主动去掉所有牙齿，还切除了阑尾和扁桃体。

同事心疼地问她为何如此拼命时，她仅仅回了一句：“研究慢不了，病人的时间最宝贵。”

从抗病毒材料的配方到药物试验的具体执行，她都寸步不离地盯在实验室里，直到某一天，技术瓶颈被打破，团队终于研发出了可以保护肝脏的药物，彻底扭转了“肝炎大国”这一困局。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菊梅依旧奋战在防治传染病的第一线，从技术指导到实际方案，从参与制药到方案普及，从未松懈。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选择燃尽自己去推动医学发展，她在去世后捐献了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或许她知道，哪怕自己离开了，也依然希望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些许助力。

从汶川地震奋战前线，到几十年来追击疾病一刻不歇，她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医学的力量是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