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一开国上将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对方只能尴尬离开，就在其转身时，许世友恶狠狠地说道：“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许世友盯着那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才转身回到自己座位上。会议桌上摊着文件，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心里清楚，那句招呼不是客气，是试探，更是提醒——提醒他注意“团结”。

会议休息时，他没去吸烟室，径直走到大楼外的传达室，借用内部电话拨通了南京军区作战部。“我是许世友，”他压低声音，“上次报上来的冬季拉练计划，立刻重新核对。重点查各部队主官在演习期间的个人动向，特别是离开指挥岗位的记录。我回去就要看到。”

回到会议室后半程，他始终沉默。那位上将几次发言提到“大局”和“纪律”，目光有意无意扫过他。许世友垂着眼，手指在膝上轻轻敲着，像在数着什么。

散会后，他没等专车，叫了辆军用吉普。“去卫戍区靶场。”他对司机说。车子穿过城区，他的脸色像结了冰。

靶场值班员看见车牌，立刻敬礼。许世友还了礼，没去手枪区，而是走到步枪射击位。他领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压上十发子弹。靶子在一百米外。

他趴下，瞄准，击发。枪声连贯，却异常缓慢，每一声之间都有长久的停顿。十发打完，报靶员跑过去，又跑回来，声音有些发紧：“报告首长……十发全中，但……散布很大。”

许世友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把靶纸拿过来。”

靶纸摊开在泥地上。十发弹孔稀稀拉拉，最近的两发相距超过三十厘米。这在百米距离上，对于他这样的老射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许世友蹲下身，用手指戳了戳其中一个弹孔。“心不静，枪就不准。”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旁边的值班员说，“打枪和带兵一样，心思歪一寸，结果就差一里。”

他起身，把枪交还，转身走向吉普车。上车前，他对值班员说：“今天这靶纸，烧了。别留记录。”

车子没有回招待所，而是开到了总后勤部的一个仓库大院。许世友让司机在门口等，自己走进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里面坐着一位穿旧军装没戴领章的老同志，正在整理一堆旧档案。

老同志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许司令？”

许世友关上门，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空白纸，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小白楼的地址，推过去。“老连长，我不问别的。你就告诉我，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这个人进出这个地方的次数，有没有超过十次？”

老同志拿起纸看了看，脸色变得凝重。他走到一个铁皮柜前，打开锁，翻出一本登记册，快速查阅了几页，然后对许世友点了点头。

许世友闭了下眼睛，接过那张纸，划燃火柴烧了。“够了。”

他回到招待所，整夜没睡。第二天会议，他提前到场，坐在最后排。那位上将发言时，再次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许世友忽然举手。

主持人有些意外，还是点了他的名。

许世友站起来，没往前走，就站在自己的座位旁。“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他声音不高，但全场都能听见，“如果一个指挥员，在部队野外拉练、战士们在零下三十度雪地里爬冰卧雪的时候，自己却经常待在温暖舒服的别处，这算不算‘听指挥’？该不该追究？”

会场鸦雀无声。那位上将猛地站起：“许世友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许世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着的纸，“需要我念几个时间、地点和车牌号吗？还是说，您觉得卫戍区门岗的登记本也是假的？”

几位老帅交换了眼神。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帅敲了敲桌子：“世友，把材料交上来。这件事，组织上会查。”

许世友把那页纸放在桌子上。“查，当然要查。但我希望不光是查这个人，也查查这种‘两边跑’的风气是怎么起来的。前线吃雪，后方喝茶，这兵还怎么带？”

他没等散会就走了出去。在走廊里，那位老帅的秘书追上来，低声说：“首长让您先回去，他会处理。”

许世友点点头。“告诉他，我的部队明天开拔，进山拉练。我没空等。”

一周后，许世友回到南京。刚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北京来的声音很正式：“调查有了初步结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相关同志已调离关键岗位，进行学习。”

许世友握着话筒，没吭声。

对方停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你提供的那页登记记录……原件已经销毁。到此为止。”

许世友挂了电话。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操场。部队正在集合，准备开拔。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写满拉练计划的小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把某个名字用力划掉。

然后他抓起电话：“接作战值班室。拉练计划不变，但增加一条：所有团以上指挥员，全程随部队行动，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营地。我亲自督查。”

他放下电话，套上军大衣，大步走出办公室，下楼径直走向操场中央的指挥车。车队即将出发，发动机轰鸣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