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一边抽烟，一边固执地对毛泽东说道：“我还是回乡当我的农民好，你那个官我干不了！”
任命下来那天，彭德怀站在成都的临时住处窗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省里准备的欢迎会材料还摊在桌上，他看都没看，转身对随行的年轻参谋说：“去给我找辆吉普，要底盘高的。”参谋提醒他，最远的几个三线工地都在山里，路还没修通。彭德怀把军大衣往身上一披：“路没通，才更要去。”
车在川南的盘山土路上颠了整整一天。黄昏时，他们在一处隧道工地外被拦住了。一群工人围在工棚前，正跟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争吵。陪同的当地负责人赶紧下车，低声对彭德怀说：“首长，是些闹待遇的工人，我们马上处理，您先到指挥部休息。”彭德怀没动，他摇下车窗，听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嗓门最大：“洞里渗水这么厉害，胶鞋都没有，脚都泡烂了，咋干活？”
负责人脸上挂不住，回头喝道：“老李头，你别在这扰乱生产！工程要紧还是你的脚要紧？”老工人梗着脖子：“工程要紧，俺的命就不要紧？”
彭德怀推门下车。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走到老工人面前，蹲下去：“把鞋脱了我看看。”老李头迟疑着脱下那双破胶鞋，脚趾缝已经溃烂发白。彭德怀抬头问负责人：“像他这样的，工地上有多少？”负责人支吾着说正在统计。彭德怀站起来，对参谋说：“记下来。第一，明天就从成都调一批长筒胶靴过来，按人头发，不够就去买。第二，隧道渗水的问题，让技术组明天上午之前拿出方案，没方案不能继续掘进。”
负责人急了：“彭总，这……工期耽误不起啊！这是战备工程，上面天天催进度！”彭德怀看着他：“进度要赶，但不能用工人的命去填。战备是为了保人，人都保不住，还备什么？”他转身往吉普车走，又停住，回头补了一句：“工期延误的责任，我来担。”
胶靴第三天就送到了工地。但告状的信比胶靴到得更快。有人写信到北京，说彭德怀在西南“收买人心，干扰战备，用工程物资解决个人威信”。不久，西南局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会上，一位领导语气严肃地说：“个别同志，不要总把自己当救世主。战备工程有统一的计划和纪律，不能谁想改就改。”
彭德怀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会议快结束时，他站起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颗从工地上捡来的锈螺丝钉。他把螺丝钉轻轻放在会议桌上：“工程质量，就是靠这些细节钉住的。工人脚烂着，心里憋着气，能钉出什么质量？战备工程要是成了豆腐渣，那才是最大的误国。”说完，他扣上军帽，走了出去。
此后，重要工程会议不再通知他参加。安排给他的，只剩下检查仓库、清点后勤物资之类的杂事。原来的参谋被调走了，新来的秘书劝他：“彭总，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吧。”彭德怀正整理一堆旧棉袄，头也没抬：“我本来就不是来当官的。他们不让我管洞子，我还能管管这些袄子。冬天要来了，不能让工人冻着。”
他依然坐着那辆吉普车，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跑。哪个库房漏雨，哪个工地的伙食缺油水，他记在本子上，直接找后勤部门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用自己的津贴垫上。工人们私下传：“那个管杂事的老头，是真正的老总。”
1966年秋天，山里的风已经带上了寒意。一天下午，彭德怀正在一个偏远物资站查看冬储菜，几辆卡车卷着尘土开进院子。车上下来一群人，为首的拿出一张纸，面无表情地宣布了决定。彭德怀很平静，他把手里登记物资的本子合上，交给旁边发抖的站长。上车前，他问了一句：“我年初打的那个回乡务农的报告，有批复了吗？”没有人回答他。
吉普车扬起尘土，离开了物资站。他留下的那本登记簿上，最后一页还记着一行字：“三号仓库东墙需补漏，已嘱老李头负责。棉袄三百件，月底前务必发至二郎山工地。”
那些仓库后来有的塌了，有的改了用途。那些他坚持要发的胶靴和棉袄，在往后的很多个冬天里，依然被一些老工人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