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手没有从门把上松开。他的目光扫过全场——那几个总跟在他身后的人，都不在。勃列日涅夫抬起头，目光相接，没有移开。
第一个开口的是苏斯洛夫，声音像宣读文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坐。”他指了指长桌末端一把空着的椅子。那把椅子离门最近，离主席位最远。
赫鲁晓夫走了过去，但没有坐下。他俯身拿起勃列日涅夫面前那叠文件最上面的一张纸。纸上列着下午中央全会的唯一议程：讨论并决定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职务。纸是温的，带着刚刚离开打印机的热度。
“我的警卫在哪里？”他问，声音不高。
门外走廊传来两声轻轻的、皮鞋跟磕碰地面的声音，那是两个陌生军官在调整站姿。没有人回答他。
他回到那把末位的椅子，坐下。他得重新估算形势。主席团显然已经决定了，但那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较量在下午，在几百名中央委员面前。他需要一个支点，一个能让局面松动哪怕一丝缝隙的支点。
他想到了农业。
过去的四年，他一次次站在那些委员面前，为玉米种植计划辩护，为开垦荒地辩解。他记得那些面孔上的疑虑，也记得那些在丰收年景里堆起的、短暂的感激。现在，那些粮食和歉收，那些成功与失败，都成了可以称量的砝码。他决定，下午的发言就从农业说起——不说成绩，只说错误。他要承认冒进，承认对地方干部的苛责。他要自己把最重的石头搬起来，砸在自己脚上。只有这样，那些对他心怀不满的人，才会觉得“他已经认错了”，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才会觉得“他毕竟做过一些事”。
他转向勃列日涅夫：“我要求在全会做最后陈述。”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交换了一个眼神，点了点头。“可以。”
下午的大厅，穹顶高阔，座无虚席。赫鲁晓夫走上讲台，手里没有稿纸。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从垦荒运动讲起，讲过度开垦导致的土壤流失，讲自己强令推广玉米却忽视了气候差异，讲因为急躁而撤换了许多地方干部。他把自己钉在了“农业失败”的耻辱柱上，钉得详细而具体。会场里起初是惊讶的寂静，然后泛起一阵低低的、混杂着叹息和私语的声浪。没有人料到他会这样彻底地自我否定。
最后，他停了下来，双手按在讲台边缘。“我犯了许多错误，”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但我从未将党的利益，拿去做任何交易。”
表决开始了。当解除他一切职务的提议被宣读时，赫鲁晓夫闭上了眼睛。他听见一声声“同意”像潮水般响起，零星几处迟疑的静默，迅速被更多的声浪淹没。他没有睁开眼睛去看是谁投了反对票，或者是否真的有人投了反对票。那不再重要了。
决议通过。潮水退去，会场只剩下一种空荡荡的安静。
他独自一人从侧门离开。他的专车停在老地方，司机依旧为他拉开车门。车子缓缓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没有回头。窗外，莫斯科秋天的阳光平静地照在古老的砖墙上，一切如常。
回到别墅，他走进书房，反手关上门。第二天早晨，当中央委员会派来的工作人员敲开门，准备接收文件和清点物品时，他们看见赫鲁晓夫已经自己把书桌抽屉一个个拉开了。他把文件分门别类放好，好像在为自己的过去做最后一次整理。收音机里，新闻播音员正用平稳的语调宣布：“……因年龄和健康状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不再担任原有职务……”
他伸出手，“咔嗒”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屋里彻底静了下来。窗外，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几片枯黄的叶子被风吹过台阶。他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那张他常坐的扶手椅里，慢慢坐下。他没有问明天是否还需要用车，也没有问谁将接替司机。他只是坐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叶子快要落尽的白桦树上，仿佛在静静等待，那迟早会落下的最后一片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