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斯大林坟墓被挖开，军官们将其从水晶棺中抬了出来，迅速剥去他军服上的金钮扣，换上铜纽扣，随后将他装入一口普通棺材，这到底怎么回事？

红场封锁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墙根的新墓穴已经挖好。两名士兵抬着那口普通棺材，脚步很快。

旁边站着个穿灰大衣的中年人，是负责此事的克格勃少校。他看着棺材被放入土坑，抬手看了看表。

“要立碑吗？”一个年轻士兵小声问。

少校摇头：“先填土。”

铁锹扬起沙土，落在棺盖上发出闷响。少校点了支烟，没抽几口就按灭了。他知道天亮后这里会被围起来，立一块简单的石碑，只刻姓名和生卒年——没有称号，没有评价。

三天后，赫鲁晓夫在办公室听汇报。

“反应如何？”他翻着文件，没抬头。

“有零星抗议，集中在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几个工厂。”安全部长站着回答，“已经处理了。”

赫鲁晓夫用铅笔在文件边划了道线：“列宁墓那边呢？”

“照常开放。参观人数……少了些。”

“好。”赫鲁晓夫合上文件，“继续注意。”

那年冬天，克里姆林宫墙外的雪地上常有人影。

有个老妇人每周末都来，放一小束塑料花。站岗的士兵认识她了，但没说过话。一次她弯腰放花时，军大衣的袖口滑上去，露出手腕上一道浅疤。

士兵移开视线。

老妇人离开时，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很快被新雪盖住。

1962年春天，苏共中央开会。有人提起斯大林诞辰纪念日是否要发通告。

赫鲁晓夫端起茶杯，吹开水面上的茶叶：“按普通历史人物处理。”

“格鲁吉亚那边可能……”

“按我说的办。”他放下茶杯，声音不高。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开始念生产报告。

那年夏天，莫斯科大学的历史课换了新大纲。讲到卫国战争时，教授说：“指挥系统发挥了集体作用。”

有学生举手：“那斯大林同志的角色呢？”

教授推了推眼镜：“在集体领导框架内。”

下课铃响了。

赫鲁晓夫有时深夜还在办公室。秘书进来送文件，看见他站在窗前，望着红场方向。

“要咖啡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不用。”他没转身。

秘书轻轻带上门。

1963年，第聂伯河水电站扩建完成。剪彩仪式上，赫鲁晓夫和工人们握手。一个老工程师握着他手时用了些力，说：“这电站最初是1932年建成的。”

赫鲁晓夫点头：“现在是新时代了。”

他转身去和下一个人握手，背后传来老工程师的咳嗽声。

克里姆林宫墙外的石碑前，塑料花渐渐少了。有次士兵换岗时，发现花束被风吹到路边。他捡起来，插回冻土里。

第二天，花不见了。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推进得不太顺利。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嘀咕：“要是重工业投入没减……”

赫鲁晓夫打断他：“历史没有‘要是’。”

散会后，他在走廊里叫住发言的人：“你刚才想说什么？”

那人张了张嘴：“没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1964年秋天，树叶黄的时候，那个老妇人没再出现。

站岗的士兵换了一批。新兵问老兵：“这墓是谁的？”

老兵说：“一个当过领导的人。”

“重要吗？”

“埋在这儿的人都重要。”老兵顿了顿，“但活着的人更重要。”

他们继续站岗，背对着石碑，面朝大街。街上驶过载满建材的卡车，车身上刷着标语：“建设共产主义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