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袁世凯站在新坟前烧了第一把纸。火苗子蹿起来，映着他的脸。他对着坟头说：“娘，你先在这儿住着。等儿子再有出息了，给你挪地方。”风把纸灰卷起来，飘过祖坟的墙头，落在袁家老坟的松树顶上。
烧完纸，袁世凯没跟任何人道别，翻身上马就走了。一百多号亲兵跟着，马蹄声在乡间的土道上扬起了好长一阵灰。坡上看热闹的乡民慢慢散了，一边走一边议论，都说袁世凯这人看着和气，心里头硬得很，连祖坟的香火都敢说不供。
袁世敦当天晚上就被几个族老叫到祠堂里。三叔坐在太师椅上，拿族谱敲着桌子：“你今天差点把袁家的靠山给得罪死了！袁世凯如今管着山东，手底下几万新军，连洋人都让他三分。祖坟风水？风水能挡子弹还是能当饭吃？”袁世敦闷头不说话，手里攥着那件红袍子，指节都发了白。
袁世凯回到济南巡抚衙门，连着半个月没见客。幕僚们都知道他心情不好，办事都轻手轻脚的。只有最贴身的师爷敢在书房里劝他：“大人，族里的事过去了就算了，您别气坏了身子。”袁世凯正在批公文，头也不抬：“我没生气。我是想明白了，什么嫡庶，什么族规，都是看人下菜碟。你要没本事，正房生的也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要有本事，妾生的他们也得供着。”
这话很快传回了项城老家。袁家人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第二年清明节，袁世凯果真没回祖坟上坟，只派了个副官，带着些祭品去坟前磕了个头。他自己在巡抚衙门后堂设了个小香案，给他娘单独烧了纸。副官回来禀报，说族里今年扫墓冷清得很，往年摆十几桌席，今年只凑了四五桌。袁世敦倒是去了，可没人跟他坐一桌。
又过了两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进京入主军机处。项城的袁家人坐不住了，几个族老凑了钱，派三叔亲自上北京见他。三叔在总督府花厅里坐着，手里捧着的茶半天没喝一口。袁世凯进来，还是客客气气叫了声“三叔”。
三叔说：“慰亭啊，族里商量了，想把你娘的坟迁到正穴旁边。当初是委屈她了。”袁世凯笑了笑：“不用迁。坟在那儿挺好，我娘挨着墙根清静。再说了，我现在忙，没心思管这些事。”三叔听出他话里的意思，知道当年的事还没过去，叹了口气，没再提。
等到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当上内阁总理大臣，袁家祖坟忽然热闹起来。族里出钱把坟园修得气气派派，还专门给袁世凯他娘立了个牌坊，刻上“母以子贵”四个大字。牌坊落成那天，袁世敦托病没去，听说在家摔了一套茶壶。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项城县长主动要把祖坟周围一百亩地划成官地，派兵看守。袁世凯批了两个字：“不必。”他只做了一件事——把当年拦棺的那个祖坟门楼给拆了，换了个更宽更大的，门上刻了“袁氏先茔”四个字，落款是“袁氏后人世凯敬建”。新门楼修好，马车能直接赶到坟前。
老家有人来信，说门楼太气派，把旁边几家祖坟都比下去了。袁世凯看了信，跟身边的儿子说：“你记住，人活着争一口气，死了也得争一块地。你奶奶当年进不去的那扇门，现在我把它拆了重盖，以后谁都能进。”
等到袁世凯称帝那年，他娘的坟果然挪了位置，就在嫡母坟的旁边，两座坟规制一模一样。挪坟那天，袁世敦已经去世两年了。袁家没人再提嫡庶的事，族谱上袁世凯他娘的名字前头，悄悄地添了个“诰封一品夫人”的头衔。
这些都是后话。1901年那个黄昏，袁世凯站在新坟前说完那句话，转身离开的时候，有个细节很少有人记得：他上马之前，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蹲下身，埋在了坟头边上第一棵松树底下。里头是他娘生前戴的一对银耳环，还有他当官后第一年攒下的二十两俸银。埋好了，他用手拍了拍土，轻声说了句：“娘，儿子走了。”
然后他就真的走了，一次头也没回。那对耳环和银子一直在土里埋着，直到很多年后坟园重修，工人才挖出来。银子上已经长了黑锈，耳环却还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