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这两百人只是摆在台面上的数字。张学良被软禁的头几年，看守分三层。最里头是刘乙光带着的三十多个便衣特务，跟张学良同吃同住，连他上厕所都有人站在门外。中间一层是宪兵，一个排的兵力，守在院子外围和进出山的路口。最外面还有当地的保安团和警察局配合，戴笠一个电话过去，县长都得亲自来查哨。刘乙光这个人黄埔四期毕业，在军统里干了半辈子看守政治犯的活，心细如发。张学良每换一个地方，刘乙光提前半个月就去踩点，把方圆二十里内的地形、住户、保甲长全部摸一遍。这种布局下，外人想摸到张学良跟前都难，更别说把人带走了。
可再严的看守，十年里也该有人动过心思。东北军旧部里想救张学良的人不在少数。问题是东北军自己先散了。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上飞机那天，西安城里就炸了锅。周恩来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他后来跟人说过一句话：“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了毒，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这话说得客气，实情是张学良这一走，东北军群龙无首。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跟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闹到动枪的地步，王以哲被打死在自家客厅里。这场内讧把东北军从上到下劈成了两半。蒋介石顺势把东北军整编成四个军，分调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四省驻防，互不统属。到了1937年夏天，东北军连一个整师都调不动了，还谈什么集合队伍去劫人？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周恩来跟张学良的交情确实深，西安事变那十几天里两个人几乎天天见面。张学良被扣之后，周恩来在延安多次跟身边人提起他，说“汉卿是个好人”。可交情归交情，1937年全面抗战一开打，国共合作是头等大事。去救张学良就等于跟蒋介石撕破脸，这个代价没人敢付。毛泽东在延安跟西北局的人聊过这件事，大意是张学良是民族功臣，可现在不能为了他一个人破坏抗日大局。这话听着冷，可换谁在那个位子上都得这么算。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当面跟蒋介石提过释放张学良的事，蒋介石没接话。后来周恩来私下跟人说：“不放汉卿，是蒋先生心里那口气过不去。”
宋美龄倒是真在保张学良的命。她跟张学良的交情从1925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张学良带着东北军进上海，宋美龄还没嫁给蒋介石。张学良晚年回忆，说宋美龄当年对他“很有好感”。西安事变之后，宋美龄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你要是动汉卿，我跟你没完。”这话不是虚的。杨虎城跟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用匕首捅死在监狱里。张学良能活着，宋美龄在中间挡了不少。可宋美龄能保他不死，保不了他不被转移。每次有人动劫狱的念头，蒋介石就把张学良往更偏的地方送一程。1937年在浙江奉化，1938年挪到湖南沅陵，1939年挪到贵州修文，1944年挪到贵州桐梓。越挪越偏，越偏越远，外头的人连他在哪都不知道，怎么救？
张学良自己的态度也是个关键。他从被软禁第一天起就抱定了一个念头——不求人，不连累人。1940年他在贵州修文阳明洞关着的时候，有个东北军的老团长托人带话进来，说想拉队伍来救他。张学良让来人带回去一句话：“你来了，我就死得快了。”这话不是吓唬人。他太了解蒋介石了。一旦有人来劫，不管成不成，蒋介石都有理由把他往死里整。他给东北军旧部写过好几封信，内容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服从中央，安心抗日，别因为我一个人惹出乱子。这些信刘乙光都要抄一份报给戴笠，戴笠再报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之后什么反应不知道，但张学良的命确实一直吊着没断。
刘乙光这个人的角色得单独拎出来说。他在张学良身边待了二十五年，从浙江跟到贵州，从贵州跟到台湾。他执行命令从不打折扣，可对张学良的日常起居还算上心。张学良要看书，刘乙光派人去城里买；张学良要打网球，刘乙光在院子里修了个土场子；张学良胃病犯了，刘乙光连夜请大夫。可反过来，张学良写的每一封信，刘乙光抄完才发；张学良见的每一个人，刘乙光站在旁边记时间记内容。张学良后来在台湾跟人说过一句话：“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因为他关了我二十五年，恩人是因为没有他，我可能早死在贵州了。这话什么意思？贵州那几年缺医少药，张学良有一次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硬是调了一辆军车，连夜开了两百多里山路把他送到贵阳医院。再晚半天，人就没了。
看守那两百人只是最外面的一层皮。底下垫着的是戴笠经营了二十年的情报网，是蒋介石遍布西南的嫡系部队，是保甲连坐的基层控制。你想动张学良，得先过刘乙光那一关，再过戴笠那一关，最后还得问张学良自己答不答应。三道关，哪一道都过不去。1946年冬天，张学良被从重庆白市驿机场送上飞机的时候，他在舷梯上回头看了一眼。那天重庆有雾，什么都看不清。他大概明白，这一走，大陆就真的回不来了。
十年囚禁，两百人看守，背后压着的是一个时代的重量。张学良自己选了这条路，别人想替他改，改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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