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骤然失去支柱，国民党调集十余万兵力对大别山苏区展开分区“清剿”。大片根据地沦陷，各级苏维埃组织遭破坏，留在原地的零散红军、地方武装陷入分裂溃散的绝境。
在鄂豫皖省委沈泽民、吴焕先等人主持下，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于黄安檀树岗完成重建。部队收拢原红四方面军留守伤病员、各县独立团、游击队，拼凑起数千建制兵员。重建之初，枪械残缺，弹药奇缺，粮秣无着，还要在敌军分割封锁下躲避重兵扫荡。整支部队，随时有被瓦解的风险。
经过1932年整个冬季的深山休整、收拢失散战士、整编零散武装，加之依托鄂东北深山密林开展小规模游击袭扰、缴获少量补给，红二十五军编制框架逐步稳固。最致命的覆灭式生存危机，初步缓解。
迈入1933年，经过数月磨合整训，官兵士气逐步回升，单兵作战与小集群协同能力稳步提升。这支部队，终于具备了主动寻机歼敌、扭转局部被动战局的实战能力。
1933年开春，国民党军为加快鄂东北“清剿”进度，不断调整兵力布防。各部守备间隙拉大，出现多处孤军突出的薄弱点位。
3月初，鄂东北地下党组织与便衣侦察队接连传回情报：国民党第三十五师抽调第二〇五团、第二〇七团进驻郭家河集镇，以此作为向光山、黄安边缘苏区推进的前沿据点。这两个团孤军驻守，左右两翼友邻部队相距数十里，驰援需跨越山地沟壑，短时间难以汇合。这是孤立无援的突出之敌。
吴焕先牵头召开军部作战会议，结合地形、敌军布防与部队实际战力反复研判，最终敲定：集中全军主力实施歼灭作战，力求一次性全歼守敌，打破敌军分段蚕食苏区的部署。
3月6日凌晨，天色未明。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主力趁着浓雾隐蔽潜行，借助郭家河周边丘陵、丛林地貌，悄然完成合围部署。
拂晓时分，总攻骤然打响。红军战士依托有利地形分段切割敌军防线，先摧毁外围警戒碉堡与野战工事，随即向集镇核心驻地猛攻。猝不及防的国民党守军建制被快速打散，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溃兵被压缩在狭小集镇之内。整场攻坚，仅历时两个小时。驻守郭家河的两个整团敌军基本被全歼。此战毙伤敌数百人，生俘官兵两千余人，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五门、轻重机枪数十挺、长短枪一千八百余支，同时缴获大批弹药、被服与随军囤积的粮草物资。
郭家河大捷，是红二十五军重建以来首场大规模歼灭战，更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之后，鄂豫皖留守红军第一次在正规野战中成建制歼灭国民党两个主力团。
此战规模放眼全局不算决定性会战，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大批量缴获的武器弹药从根本上缓解了全军长期弹药匮乏的窘境。重型火炮缺少配套炮弹，大部分炮身拆解零件就地埋藏隐蔽，少量迫击炮编入军部直属炮兵班，成为全军独有的重火力配置。另一方面，大胜直接打乱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的清剿部署，迫使周边敌军全线收缩据点、暂缓深入苏区推进。原本岌岌可危的鄂东北中心苏区，暂时解除大兵压境的危机。
时任省委书记沈泽民第一时间整理战报，亲笔致信临时中央，详细汇报郭家河作战经过与战果。捷报顺着地下交通线，传遍大别山各个游击区。
借着国民党各部仓促调整驻防、自顾不暇的窗口期，1933年3月中旬至下旬，休整完毕的红二十五军连续出击，接连拿下多场胜仗。捷报持续震动豫南、鄂东敌军。
3月15日，部队挥师挺进潘家河，迎战前来反扑的国民党第十三师主力一部。此战摒弃阵地硬拼打法，以部分兵力构筑简易阵地实施运动防御，牵制敌军正面；主力部队迂回穿插至敌军侧后，突然发起突袭。前后夹击之下，敌指挥体系被打乱。整场战斗歼敌千余人，大量敌军溃散逃遁。但红军在阻击牵制阶段直面敌军密集炮火冲击，也付出了不小伤亡。
仅隔三日，3月18日，部队转战杨泗寨，瞄准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地方守备部队与保安团发起突袭。速战速决，歼灭守敌一部，拔除多处封锁苏区的前沿碉堡。
短短十余天，三场连续胜仗。层层瓦解了国民党在鄂东北边缘的封锁链条。此前被敌军侵占的黄安、光山、罗山交界数十个村镇陆续收复，损毁的乡村苏维埃政权逐一重建。
饱受敌军烧杀掠夺、一度陷入悲观绝望的苏区群众，眼见红军连战连捷，压抑许久的革命热情全面迸发。各村掀起参军、支前热潮。青壮年成批报名入伍，仅三至四月便有近千名工农子弟补充进红军编制。留守妇女自发组成缝纫队，昼夜不停缝制草鞋、军装。各地农会秘密筹集米面杂粮、草药药品，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红二十五军兵员持续扩充，依托战场缴获，部队整体装备水平实现阶段性改善。
就在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接连打开局面的同一时期，大别山另一侧的皖西北，徐海东正带领残部在更为恶劣的环境中苦苦坚守。
1932年10月主力突围西去时，皖西北随即遭到国民党四个正规师外加数万地方保安团合围清剿。原有苏区大面积沦陷，各县独立师、游击支队伤亡惨重。剩余指战员被迫拆分多路转入深山分散游击，各支武装彼此失联、各自为战。
1933年初，遵照鄂豫皖省委统一整编指令，分散在金寨、商城、固始山区的各路红军余部向大岗岭集中，正式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出任军长，郭述申担任政治委员。全军下辖第八十二师、第八十四师两个主力师，在编官兵约两千三百人。
相较于鄂东北尚有连片深山可供周旋，皖西北地势破碎，山地与丘陵、圩寨交错。国民党推行“碉堡林立、移民并村、烧山清野”的残酷封锁政策，强行把山区百姓迁入敌军管控的圩堡之内，切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络通道。红二十八军既难以就地筹措粮草，又缺少足够纵深实施大范围机动。生存环境，远比鄂东北更为恶劣。
从1933年年初直至年末，徐海东率领全军在狭小的皖西北游击区内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周旋，几乎无日不战。
1933年1月，红二十八军在四道河遭遇敌军重兵突袭。激战中，徐海东头部中弹负伤。这是他军旅生涯第九次身负重伤，一度昏迷数日。部队缺医少药，只能依靠深山草药简单包扎救治。伤势尚未痊愈，他便重返指挥岗位，靠着坚韧意志带领部队继续转战。
进入2月，部队连续在双河山、窑沟、银山畈、古碑冲转战。双河山一仗击溃国民党第七十五师一个整团；窑沟奔袭拔除多座扼守山口的敌军碉堡；古碑冲夜袭全歼八百余人的地方保安团。几场小规模胜仗缴获的粮草，勉强支撑全军熬过青黄不接的春荒。
1933年3月12日，徐海东抓住敌军冒进孤军深入的战机，于葛藤山布设伏击圈。以小股部队佯装溃退诱敌深入，主力隐蔽于两侧山林，待敌进入伏击地域后骤然合围。此战一举重创国民党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大部，当场活捉敌代旅长刘树春，毙伤俘敌近两千人。
被俘的刘树春见徐海东指挥老练、战术精妙，好奇追问其毕业于哪所军校。徐海东笑答，自己毕业于“大别山青山大学”。这段轶事，此后在大别山红军中广为流传。
葛藤山大捷缴获海量枪械弹药，短暂补齐红二十八军弹药缺口，成为红二十八军组建后规模最大的一场胜仗。但此战也彻底暴露了部队活动区域。国民党迅速调集四个旅优势兵力四面围堵，徐海东无奈放弃原有游击区，率部跳出包围圈，南下商南深山开辟外线游击区。
受制于兵力单薄、弹药匮乏、根据地残破的现实，徐海东确立避实击虚的核心作战方针：坚决规避与敌军主力正面决战，优先挑选孤立据点、小股巡逻敌军作为歼击目标。依托夜袭、伏击、长途奔袭等战法，在运动战中以战养战，依靠缴获维系部队生存。
可即便战术运用精妙，在国民党日复一日的搜山、封锁、坚壁清野之下，红二十八军的生存空间仍被持续压缩。兵员损耗不断加剧，困境逐年加深。
1933年下半年，鄂豫皖根据地整体战局急转直下。此前鄂东北接连取胜带来的有利局面，快速消耗殆尽。
早在郭家河大捷之后，临时中央便发来指示电，要求红二十五军趁热打铁攻坚七里坪、新集等中心城镇，全盘收复失地。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省委在接连胜利后盲目乐观，无视敌我实力悬殊的现实。
吴焕先立足前线实际，徐海东依托皖西北游击经验，双双向省委上书反对。他们直言：七里坪为敌军核心设防据点，工事坚固、屯粮充足、重兵驻守，红军缺少重型攻坚火炮、缺乏攻城经验，贸然攻坚只会陷入消耗苦战。应当继续依托游击战蚕食外围据点，稳步扩充根据地。
但省委多数领导盲从上级指令，拒不采纳务实建议。4月14日，省委正式下发作战通告，将攻克七里坪、收复沿线县城列为全军核心任务。5月初，酝酿已久的七里坪攻坚战役正式落地。
全军建军以来最惨烈的考验，已然近在咫尺。惨痛的历史悲剧，即将在七里坪的残破城墙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