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走上台北马场町刑场时，背后已经留下了一份“自首书”。
在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看来，他是涉共人员；而在后来有关他的历史叙述中，这份自首书却有另一层解释：他试图用自己的暴露，切断特务追查其他潜伏人员的线索。一个曾在国民党高层身居要职的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徐会之是湖北黄冈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早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在国民党体系内任职，曾担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和总统府中将参军。他熟悉国民党内部运作，也有广泛的人脉。对从事隐蔽工作的人员来说，这样的经历既是掩护，也让他成为执行特殊任务的合适人选。
1950年3月，49岁的徐会之经香港前往台湾。
当时，台湾地下党组织正遭受严重打击。蔡孝乾被捕后变节，大批地下工作者相继被捕，吴石和朱枫等人也未能幸免。原有联络渠道遭到破坏，幸存人员面临极大危险。
徐会之赴台后，自己的行踪也受到当局怀疑。同年6月，他向黄埔同期同学袁守谦递交自首报告。按照后来流传的一种解释，他有意把供述限制在已经暴露或无法再保护的人员身上，避免牵出仍在潜伏的同志。
不过，这一动机及具体操作细节，仍需结合原始案卷和相关研究审慎判断，不能只凭后来的叙述就认定全部属实。
但自首并没有换来安全。
国民党当局对徐会之进行审讯，案件经历了判刑意见的变化。
相关档案记载，原先拟判有期徒刑，后来蒋介石在呈报文件上批示“应即枪决可也”。
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在马场町被执行死刑，年仅50岁。
他死后，关于其赴台任务和自首经过的讨论并未结束。
1985年，徐会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此后，随着相关资料逐步披露，他的经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曾经被视作变节证据的自首行为，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解释。
但历史不能只靠一个动人的故事来定论。徐会之确实赴台，确实自首，也确实被处决；至于他是否有意用自己承担风险来保护其他人员，还需要具体证据支撑。
对于隐蔽战线上的人物来说，许多行动本就难以留下完整记录，评价他们更需要耐心核对档案。
一份自首书，可能是认罪的记录，也可能隐藏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公开解释的计划。
那份文件究竟写下了多少真相，又有多少关键内容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