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央急调一位重要干部回延安。毛泽东连发三道严令：带电台、配武装、选精兵！还专门电令前线将领查清沿途敌情，撂下狠话——“路上没保障，绝不准动身”！
化名“胡服”的干部把最后一份文件锁进匣子，推开窗户。村口，警卫员正给一匹黑骡子上鞍，铺盖卷缠得紧实，里面裹着拆散的电台零件。天边刚透出鱼肚白，他接过马夫递来的长衫，布料粗糙，但能遮住里面的军装领子。
“山东那边还没回电。”电台台长压低声音。
他系好扣子，翻身上马。“不等了。中央要人，山东要调停，路再险也得走。”
一行人牵着牲口出村时，炊烟才刚升起。他们要在天黑前赶到第一个交通站，那里有人接应。走在前头的侦察兵突然抬手，所有人立刻闪进路边干涸的沟渠。远处土路上，一队伪军的巡逻车正扬起尘土。
他们在沟里趴了半小时。骡子不安地喷着鼻息，警卫员死死攥住缰绳。
傍晚，他们摸进一座废弃的砖窑。交通员是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他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用炭笔圈出三个红点：“这三道卡子最近查得严，夜里过也得碰运气。”
“绕路呢？”
“绕路得多走两天，粮食怕不够。”
“胡服”盯着地图，手指顺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虚线移动。“走这条废河道。虽然泥泞，但鬼子从不下去。”
深夜，他们溜下河床。初春的淤泥没过脚踝，每拔一步都费力。电台台长背着最重的部件，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泥里，包袱却没松手。两个警卫员赶紧把他拽起来，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往前挪。
快到河道尽头时，前方忽然传来喝问声。是伪军的暗哨。
所有人都僵住了。警卫班长摸向腰间的驳壳枪。
“胡服”按住他的手，自己走上前，用带着湖南口音的当地方言答了句什么。哨兵端着枪走近，油灯照见他长衫下摆的泥浆。“做生意的？半夜在这鬼地方转什么？”
“货被雨打湿了，抄个近路。”他边说边从怀里摸出几块银元，悄悄塞过去。
哨兵掂了掂，又用手电照了照后面那群“伙计”，挥挥手放行了。
走出伪军防区，他们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整。电台台长赶紧检查机器，幸好泥水没渗进核心部件。警卫员们轮流放哨，其余人靠着树干打盹。天快亮时，“胡服”独自走到林子边，望着延安的方向，从贴身口袋里抽出一封电文纸——那是毛泽东催问路途安全的最新电报，纸边已经被摩挲得起了毛。
七天后的深夜，他们抵达微山湖。接应的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划着三条小渔船。湖面漆黑，只能靠星星辨认方向。
“饿了吧？”一个年轻队员递过来半截凉藕，“没别的，只有这个。”
“胡服”接过，掰了一半给身边的警卫员。藕片脆生生的，带着湖水的腥气，他却吃得很慢。船在芦苇荡里穿行，远处偶尔有日军汽艇的马达声。
游击队长小声说：“明天过津浦线，探照灯半小时扫一圈。咱们得卡在两个巡逻队换班的间隙，只有十分钟窗口。”
“够用了。”他把藕皮丢进水里，“东西都捆牢，别让骡子叫。”
第二天后半夜，雨细得像雾。一行人贴着铁路边的壕沟移动。探照灯的光柱每次扫过，他们就匍匐不动。眼看快穿过铁轨了，驮黄金的骡子突然被铁丝网挂了一下，受惊地往后挣。一个战士扑上去抱住骡子头，被甩出去老远。骡子拖着物资坠进深沟，发出一声闷响。
探照灯立刻转了过来。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趴在泥水里。灯光在沟边来回扫了几遍，没照见人，才慢慢移开。他们花了半小时，才把摔晕的骡子从沟底拖上来，重新捆好物资。战士摔断了肋骨，却咬着布一声没吭。
这样的险情，之后又发生了十几次。有时是遭遇小股土匪，靠几块银元和几句黑话打发；有时是电台电池快耗尽了，不得不冒险在堡垒户家里充电；有时是向导临时变卦，得靠地图和指南针自己摸路。
秋末，他们终于跨过同蒲路，进入晋绥根据地。接应部队见到这支衣衫褴褛、骡马瘦得肋骨突出的队伍时，几乎不敢相认。
1942年12月30日，他们渡过黄河。对岸的边区哨兵查验了证件后，突然立正敬礼。宝塔山的轮廓就在远处。
1943年元旦上午，延安大礼堂炭火烧得正旺。“胡服”走进门时，棉袍袖口已经磨得发白。毛泽东从人群里走出来，握住他的手，握得很紧，上下摇了摇。
“回来了就好。”毛泽东说。
旁边桌上，摆着那台一路泥泞颠簸却始终没哑火的电台。几个警卫员站在门口，看着窑洞外的阳光，第一次真正松开了攥了九个多月的枪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