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天津。一位55岁的男子在照相馆留下了一张标准照。照片里的人面容沉静，褪去了所有属于旧时代的威严，看上去只是一位普通的寓公。他是爱新觉罗·载沣，光绪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清朝最后三年的监国摄政王。为了在天津低调生活，他对外称姓“王”，子女则改姓“金”。

载沣的“厚道”，在晚清政坛上是出了名的。最典型的一件事，便是他对待刺客汪精卫的态度。1910年，汪精卫等人谋刺载沣未遂被捕。起初载沣勃然大怒，要按清律处以极刑。但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的反复劝说下，他最终压下了杀心，将汪精卫改判为永远监禁。第二年，汪精卫便获特赦出狱。这件事让汪精卫名声大噪，而载沣在关键时刻的克制，也透露出他性格中一种近乎温厚的底色。

与载沣的厚道形成对照的，是另一位宗室载泽的“聪明”。载泽是康熙帝的六世孙，在晚清以思想开明、热衷新政著称。1905年，他作为五大臣之首出洋考察政治，足迹遍及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这次考察让他对西方的议会政治和君主立宪制有了相当具体的认识，他在《考察政治日记》中详细论述了日、英、法等国的议会文化，回国后更上了著名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力主仿行君主立宪。

载泽的“领悟”，核心在于他看透了立宪对皇权的实际好处。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在他看来，宪政非但不会削弱君权，反而是保住皇位、消弭革命的最佳方案。这种将西方制度工具化、服务于皇权自救的思路，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高明的政治见识。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载泽的聪明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他对宪政制度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思考，更没想过如何将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真正融合。

一个厚道，一个聪明。载沣的厚道让他成了一个不那么合格的摄政王，最终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退位，回到王府“抱孩子”去了。载泽的聪明则让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却终究无法挽救一个早已被蛀空的王朝。1938年的那张照片里，载沣脸上看不出太多波澜。或许，当一个人经历了从权力巅峰到天津寓公的全部落差之后，厚道与聪明，都已经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