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走到长桌另一端，拉开椅子坐下。他不需要问什么，桌上已经摆着一份文件。房间里只有五个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以及负责记录的谢列平。
“什么时候开始的？”赫鲁晓夫的声音很平静。
“昨天。”苏斯洛夫把眼镜放在文件上，“各地的州委书记都收到了电话。”
赫鲁晓夫翻开文件第一页。那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报告，列举了最近三个月十二次未经主席团批准的工业生产调整，以及三次“可能破坏外交关系”的单独行动。每一条后面都附有具体日期和证人。
他看向柯西金。“你也同意？”
柯西金调整了一下坐姿。“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预测的工作流程，尼基塔。”
这句话让赫鲁晓夫想起了五天前在黑海边接到的电话。当时苏斯洛夫告诉他，原定的主席团会议取消了，因为“有几个同志身体不适”。他应该在那时就察觉到异常。
勃列日涅夫推过来另一份文件。“签字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下午全会只是程序。”
赫鲁晓夫拿起了笔。笔尖在签字栏上方停了十几秒，最终落下。他签得很慢，每个字母都写得完整。
“我的警卫人员呢？”
“已经换防了。”谢列平第一次开口，“你的新卫队长在楼下。”
赫鲁晓夫站起来，走向门口。走到一半，他回过头。“告诉我一件事——玉米的事，也会被写进报告吗？”
房间里没有人回答。
新的卫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少校，眼睛从不与他对视。那辆熟悉的吉姆轿车还停在原位，但司机是个陌生人。车子驶出克里姆林宫时，赫鲁晓夫要求绕道新圣母公墓。
车子在公墓外墙边缓慢行驶。赫鲁晓夫看着那些墓碑，突然要求停车。他走下车，站在十月革命前的老墓区前看了几分钟。少校跟在他身后三步远的地方。
“这里埋着我的几位老朋友。”赫鲁晓夫说，“1956年之前的朋友。”
少校谨慎地保持着沉默。
回到别墅时已是黄昏。妻子尼娜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头版右下角有条简讯：党中央全会明日举行。
“孩子们呢？”
“都叫回来了。”尼娜的声音很低，“安德烈从基辅赶回来的。”
晚餐桌上异常安静。小孙子一直盯着爷爷看，终于忍不住问：“爷爷，他们说你不是书记了，是真的吗？”
赫鲁晓夫切牛排的手停了停。“是真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养老金领取者赫鲁晓夫同志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只开了三十七分钟。苏斯洛夫宣读决议时，赫鲁晓夫坐在台下第一排最右边的位置。当读到“因年龄和健康状况”时，会场里响起一阵纸张翻动的声音。
表决时，三百多名中央委员举手的速度出奇一致。计票员甚至没有逐排清点，只是环视一圈就宣布：“一致通过。”
散会后，赫鲁晓夫在圆柱大厅外的走廊里遇到了米高扬。这位老战友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但什么也没说。
回家的车上，赫鲁晓夫突然对司机说：“去莫斯科大学方向。”
车子在列宁山附近绕了一圈。经过那些他曾亲自督促建设的学生宿舍楼时，他摇下车窗看了几分钟。冷风灌进车厢，少校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别墅的生活从第三天开始进入固定节奏。上午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下午在菜园里劳作，晚饭后听广播。警卫队从六人减少到两人，但所有来访者仍需提前三天向克格勃第四局报备。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开进院子。来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带来了新的待遇决定：保留别墅、专车和每月四百卢布的退休金，但需交回所有工作笔记。
赫鲁晓夫从书房搬出三个纸箱。里面是他执政十年间的手写记录，包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写在拍纸簿上的计算草稿。
“这些也需要吗？”他指着那些草稿纸。
“所有纸质材料。”副主任回答。
交接清单签署后，赫鲁晓夫站在台阶上，看着轿车驶出院门。天色渐晚，院子里的白桦树在风中抖动，最后的枯叶旋转着落下。
他转身准备进屋时，看见小孙子趴在一楼窗台上看着他。孩子用手指在蒙着水汽的玻璃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玉米棒。
赫鲁晓夫站在院子里笑了。这是他三天来的第一个笑容。
然后他走进屋，轻轻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