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
他停在长桌尽头原本属于自己的空位旁。勃列日涅夫抬起眼，示意他坐下——“随便哪个位置”。桌上放着一份文件，封面空白。
赫鲁晓夫翻开。第一页是解除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草案，理由栏空着。
“谁来写理由？”他问。
苏斯洛夫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是打印好的措辞：“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自愿请求解除职务。”
“我今年七十岁，”赫鲁晓夫说，“上个月还在视察秋明油田。”
“现在需要这个理由。”勃列日涅夫说。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预先约定的信号。
门开了。四名警卫官走进来，站在大厅四角。他们不看向任何人，双手背在身后。
赫鲁晓夫明白了警卫不是来护送他，而是来确保会议“顺利进行”的。他拿起笔，在草案最后一页签了字。签完，他把笔帽缓缓拧上。
“我的家人今晚能回莫斯科吗？”
“她们已经在路上。”勃列日涅夫收起文件，“你的别墅保留，养老金按第一书记标准发放。但明天起，警卫和工作人员会更换。”
下午的中央全会只用了二十分钟。当会议主持人宣布“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因健康原因提出辞呈”时，会场一片寂静。表决时，赫鲁晓夫看着一只只手举起，像秋天收割后的麦茬。他没有举手。
会后，他被带往侧厅。两名工作人员递给他一份清单——三小时内需要移交的物品：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钥匙、专用电话、保险柜密码、以及七本编号日志。
“我的私人笔记呢？”赫鲁晓夫问。
“全部属于档案，”工作人员回答，“您签署过保密规定。”
傍晚，他的专车驶回别墅时，院门口已站着两名陌生卫兵。司机交出证件后，卫兵对着名单核对车牌，才升起栏杆。
妻子在客厅等他，餐桌上是冷掉的红菜汤。“他们换了厨师，”她说，“新来的不会做你的口味。”
赫鲁晓夫没说话。他走进书房，打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纸——是他过去几年口述、由秘书整理的回忆录草稿。他划燃火柴，纸张在铜质烟灰缸里卷曲焦黑。
火光映在窗玻璃上时，他看见院外有车灯缓缓扫过。车停了一会儿，又开走了。
夜里，他拨通了几个老战友的电话。有的号码已成空号，有的接起来，听到他的声音后沉默片刻，说“打错了”。
凌晨三点，书房电话响了。他接起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勃列日涅夫的声音，背景很安静，“您烧掉的东西，我们留有副本。这是为了历史完整。”
“历史怎么写我？”
“会写您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电话挂断了。
赫鲁晓夫在窗前站到天亮。第一批麻雀开始啼叫时，他打开书柜，取出一本旧相册。翻到中间一页，是斯大林葬礼那天的照片：他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左侧站着马林科夫，右侧空着一个位置——那是贝利亚原本该站的地方，但贝利亚已经在半年前被处决。
他把这张照片抽出来，放进睡衣口袋。
上午九点，新派来的生活秘书敲门，送来了当天的报纸。《真理报》头版刊登了全会公报，关于他的段落只有四行。报纸下方压着一份打印的通知：即日起，所有来访者需经警卫处批准；私人信件将由秘书室统一接收。
赫鲁晓夫折好报纸，对秘书说：“告诉档案总局，我回忆录的副本，请他们妥善保存。”
秘书怔了一下，点点头退出房间。
那天之后，他再未踏出别墅庭院。深秋落叶铺满小径时，他会拄着拐杖慢慢走一圈，有时停在院角的桦树下，望一会儿远处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
警卫换过三次岗，新来的年轻人已经不认识他。有次一个年轻卫兵问他：“老先生，您以前是这儿的园丁吗？”
赫鲁晓夫笑了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