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员刘国志被捕，在香港银行当经理的五哥赶回来营救，给特务头子递上一张支票：“放了我弟弟，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刘国琪将支票放在徐远举的办公桌上，没有说话。徐远举拿起支票，对着光看了看水印，又用手指弹了弹纸张。他笑了，把支票推回刘国琪面前。
“刘经理，你弟弟的价码，不在这张纸上。”
刘国琪心下一沉，但面上仍维持着平静：“徐处长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徐远举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那是一份香港汇丰银行的股权结构副本，其中用红笔圈出了一个名字——刘国琪。
“你弟弟的骨头硬，我撬不开。但你的银行，门好像没那么紧。”徐远举点了点那个名字，“三个月内，我要通过你的户头，转移三笔款子去台北。事成之后，刘国志可以‘病逝’狱中，尸体你们领走。至于他之后是真是死，我不管。”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交易。刘国琪明白了，对方要的不是赎金，是要他把银行渠道变成一条安全的水路。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囚车驶过的声音。
“一笔。”刘国琪抬起眼，“我只做一笔。金额你定，但只能一笔。之后你我两清，我弟弟必须活着出狱。”

徐远举盯着他，忽然哈哈大笑。“刘经理，你比我想的精明。一笔就一笔，但金额我来填——五十万美金。下个月的今天，钱到，我放人。”
接下来的两周，刘国琪表面照常处理银行业务，暗中开始调配头寸。五十万美金不是小数目，他必须从好几个客户的账面上做平滑挪移，且不能留下明显痕迹。他烧掉了所有相关的草稿纸，每晚离开银行前，都会重新检查一遍保险柜。
约定的前一天，款项终于凑齐，汇入了徐远举指定的海外账户。刘国琪彻夜未眠，天亮时接到电话，让他去渣滓洞接人。
他驱车赶到时，监狱门口空无一人。等了半小时，一个狱警才慢悠悠出来，递给他一个布包裹。“里面是刘国志的遗物。人昨天夜里急病，没了。”
刘国琪站在原地，布包从手里滑落，散开几件破旧的囚衣。他猛然醒悟，徐远举从未打算放人——那笔钱，买下的根本不是弟弟的命，而是他刘国琪参与洗钱的把柄。从此以后，他再也无法摆脱要挟。
回到银行，他销毁了所有私自转账的记录副本，但深知真正的痕迹早已留在对方手里。三天后，他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只有一张当天的船票，目的地是新加坡。
刘国琪站在码头，最后回望了一眼山城。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香港，也不能再回这里。他用一张填上了数字的支票，换来了两个人的消失：一个死于狱中，一个亡命天涯。
开船铃响起时，他把那张没能救回弟弟的支票存根，撕成碎片，撒进了江里。江水吞没纸屑的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弟弟以前说过的话：“哥，有些东西，标了价，就不值钱了。”
他转过身，走进了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