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开始，改朝换代就不需要“封王加九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那一套了，直接谁胳膊粗算谁的，“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
这话说得糙，理却不糙。赵匡胤自己就是后周殿前都点检，手里攥着禁军，陈桥驿一披黄袍，回来就把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赶下了台。他没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禅让礼仪，什么三让三辞，什么九锡殊礼，统统省了。他就带兵进了开封城，往龙椅上一坐，文武百官跪下山呼万岁，这事就成了。后来他怕别人也学他，搞了个杯酒释兵权，把老弟兄们的兵权收了，让他们回家买田置地享清福。可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天下不是靠什么天命所归，靠的是他手里那根盘龙棍，靠的是殿前司那几万条枪。
赵匡胤死了以后，他弟弟赵光义接着干。赵光义没他哥能打，但心眼多，把文官抬起来压武将，科举取士的名额翻了好几倍。从那以后，大宋朝就走上了一条重文轻武的路子。武将地位一落千丈，狄青做到枢密使，脸上还刺着字，被文臣们笑话是贼配军。岳飞能打吧，十二道金牌召回来，风波亭上一根麻绳勒死。所以宋朝后来老是挨打，辽国打完了金国打，金国打完了蒙古打，最后崖山一跳，十万军民喂了鱼。
可这话说回来，赵匡胤那套“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逻辑，并没有因为宋朝重文轻武就断了根。它像一颗种子，埋在中原大地的泥土里，只要时机一到，就会重新发芽。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乞丐、和尚，一步步爬到了吴王的位置。他没什么文化，但会用兵，会用人。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一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猛将。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也没搞什么九锡之礼，他就是把陈友谅灭了，把张士诚吞了，把方国珍降了，把元顺帝赶回了草原。他坐在龙椅上，对底下的文武百官说：“朕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这话听着谦虚，骨子里还是那个理——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老子就是天子。
明朝传到崇祯手里，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崇祯吊死在煤山，李自成进了紫禁城。他也想当皇帝，可他没坐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一片石一战败北，逃出北京，死在了湖北九宫山。清军进了关，多尔衮抱着六岁的小皇帝顺治，从沈阳搬到了北京。多尔衮没搞什么禅让，他就是把李自成打跑了，把南明小朝廷一个个灭了，天下就是他的了。
到了清朝末年，太平天国闹起来，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这些汉人督抚手里有了兵，朝廷就说话不硬气了。慈禧太后能压住曾国藩、李鸿章，靠的是权术，不是兵权。等慈禧一死，摄政王载沣想收袁世凯的兵权，袁世凯直接回河南老家钓鱼去了。武昌起义一响，朝廷还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手里攥着北洋六镇，一边逼清帝退位，一边逼革命党让出大总统。他坐在家里，不用披黄袍，不用加九锡，天下就是他的了。
可袁世凯也没坐稳。他想当皇帝，搞了个洪宪帝制，结果全国反对，北洋旧部段祺瑞、冯国璋都不听他的。他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灰溜溜地取消了帝制，没多久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皖系、奉系，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谁兵多谁说了算。张作霖从土匪做到奉天督军，吴佩孚从秀才做到直系首领，冯国璋从协统做到大总统，靠的都是枪杆子。
再后来，蒋介石从黄埔军校起家，带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把北洋军阀一个个打趴下。他在南京立了国民政府，靠的是黄埔系、中央军。可地方上还有桂系、晋系、西北军、东北军，谁手里都有兵，谁都不服谁。蒋介石能压住他们，靠的是分化瓦解，靠的是银元和大炮。等抗日战争一打，全国军队都归了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成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可战后打内战，他输了，输给了共产党，输给了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
所以说，赵匡胤那句话，真是说透了。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从陈桥驿到崖山，从应天府到煤山，从沈阳到南京，从北京到台北，这个理一直没变。谁胳膊粗，谁就坐天下。可胳膊粗的人，也得看能不能坐得住。坐得住一时，坐不住一世。赵匡胤坐了十六年，赵光义坐了二十一年，朱元璋坐了三十年，康熙坐了六十一年。他们能坐住，不光靠胳膊粗，还靠脑子好使，靠会用人，靠会治国。
可不管怎么说，那个“封王加九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老规矩，从赵匡胤以后就没人再玩了。那套东西太麻烦，太虚伪，不如直接一点。你手里有兵，你就上；你手里没兵，你就滚。简单粗暴，可也管用。就像村里分地，谁家人多谁多分，谁家人少谁少分，不服就干一架，干完了再分。干架的时候，谁也不会先念一段圣旨，再行三跪九叩，那都是虚的。抄家伙上，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