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二十几岁时，本事不大。但他的胸怀，却是举世罕见的。
丁汝昌灵前烛火未熄，兵部、刑部和几个太监已围住了丁家在刘公岛上借住的宅院。领头的太监展开一卷明黄帛书，尖着嗓子当众宣读：“奉旨查抄，丁氏一门，男丁流放，女眷没入官。棺椁不得以礼下葬，着囚衣殓之，铸铁链三道，十年不得入土。”
院子里哭声骤起。丁汝昌的长子丁代禧被两个兵卒扭住胳膊，眼睁睁看着家当被一件件扔出门外。几个箱子摔在地上，散出几件旧官服、几封友人来信，还有一枚丁汝昌日常佩戴的旧怀表。表盖弹开，指针停在丑时三刻。
没人敢公开说情。旨意里写的是“贻误军机，畏罪自尽”，这八个字压下来，以往并肩的将领也只能低头回避。丁家的女眷被强行带上驴车时，一个老仆偷塞给丁代禧几块碎银，压低声音说：“往南走，先活下来。”
丁代禧和弟弟被押上北去的船。一路上，押解的兵丁闲聊：皇上的气还没消，说丁某人死了也得在阴间当囚犯，铁链锁棺就是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船在天津靠岸，兄弟俩被分开关入大牢。牢里潮湿，丁代禧发了高烧，迷迷糊糊听见隔壁有个老兵在哼北洋水师的军歌。他扒着栏杆问是谁，那老兵哑着嗓子答：“致远舰上的，邓大人沉船那日，我漂在海上被捞起来。”老兵说完，从栏杆缝里递过半块硬饼。
丁代禧靠着那半块饼撑了三天。第四天，不知是哪位旧部暗中使了银子，狱卒把他提出牢房，改判为“流徙宁古塔”。出狱那天，狱卒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有两件旧棉衣和一小袋干粮，低声说：“有人托我给的，穿上快走。”
流放路走了大半年。到了宁古塔，丁代禧被分去挖沟渠。冬天冻土坚硬，一镐下去只留下个白点，他的手很快冻裂化脓。一起劳作的有个老旗人，看他动作生涩，悄悄教他怎么省力，夜里还分他一口热水。老旗人说：“我年轻时在京里当过差，见过丁军门一面，挺直一个人。”

第五年开春，丁代禧接到弟弟托人辗转带来的口信，说母亲病重，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他想告假回乡，管事的百夫长冷笑：“你爹是钦犯，你也是钦犯，这辈子别想离开这儿。”那天收工后，丁代禧蹲在河边，把怀里那枚一直藏着的旧怀表拿出来，表壳早锈死了，针再也不动。他看了很久，又埋回胸口。
十年锁棺期将满时，宁古塔来了个陌生客商，点名要找丁代禧。来人是当年北洋水师“定远”舰上的一名管带，现已退役经商。他带来消息：几位老将领联名上书，请求为丁汝昌平反、准予安葬。朝廷还没批复，但太后那边似乎松了口风。管带留下十两银子，说：“再等等，活着等。”
光绪三十四年，皇帝驾崩。新政渐起，旧案重提。几位北洋旧部再次联名，恳请“复原职、予恤典、准归葬”。这一次，摄政王批了。
消息传到宁古塔，已是宣统元年春天。丁代禧被释回乡，一路南下。他先去刘公岛旧址，凭记忆找到当年宅院的位置，那里早已长满荒草。最后，他在族人带领下，来到祖坟山边一处临时停厝的棚屋前。
棚屋里，那口缠着三道粗重铁链的棺木还在。铁链锈成了暗红色，锁头处贴着早已泛黄的封条。丁代禧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和族人一起，用斧头小心地凿开锈死的锁头。
铁链落地时发出沉闷的响声。棺木被重新漆过，换上正式的寿衣，迁入家族墓园。下葬那天，来了十几位白发苍苍的退役将领，有人穿着旧式海军制服，有人被家人搀扶着。仪式简单，没有鞭炮，没有铭旌，只有几句祭文和长时间的沉默。
丁代禧把父亲那枚旧怀表放入棺中，合上棺盖。泥土一锹一锹盖上，最后立起一块朴素的石碑，只刻了“丁公汝昌之墓”六个字。
参加葬礼的人们陆续散去。丁代禧最后一个离开，他走到山道拐弯处，回头看了一眼。新坟在黄昏里只是一个暗色的土堆，远处海面上，有蒸汽轮船的汽笛声隐约传来，像一声漫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