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3岁的张钦礼走出牢狱，历经13年的牢狱生涯，他已是满头白发、脊背佝偻的兰考老县长。没有官衔，没有功绩光环，甚至背负着未被平反的罪名。组织上有意安排他在郑州干休所安度晚年，待遇优厚，他却断然拒绝。

郑州干休所是什么地方？窗明几净，有人送饭，有人照料，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对于一个坐了十三年牢、身体垮了大半截的老人来说，这安排不算亏待。可张钦礼不去。他拎着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回了兰考。兰考有什么？沙土还是那些沙土，风一刮起来，嘴里照样嚼出泥腥味。他住的地方简陋得很，跟当年在县里跑公社时差不了太多。有人背地里说他傻，牢都坐完了，还不晓得享福。可你要是见过他在兰考街上走的样子，就明白这老头心里揣着什么。老乡们见了他，不喊“张县长”，喊“老张”，有人递烟，有人往他兜里塞俩煮鸡蛋。他蹲在墙根跟人唠庄稼，唠泡桐，唠谁家娃考上学了。这些事，干休所里没人跟他唠。

批判性地看，张钦礼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拧巴的东西。他确实是最早把焦裕禄的事迹讲出来的人之一。1964年民权县那个沙区造林会议上，他替兰考发言，讲到焦裕禄临终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自己哭得说不下去，台下哭成一片，原本一小时的发言拖了两个半小时，硬是把一个工作会议哭成了焦裕禄事迹报告会。这件事上，他没藏私，没把焦裕禄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可另一面，后来也有人翻旧账，说他在特殊年代里整过人，兰考那些年的是非纠葛，他脱不了干系。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不矛盾，但让人不舒服。我们习惯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可张钦礼偏偏卡在中间，你没法一刀切。

我自己的看法是，他拒绝干休所这件事，比他在位时做的任何事都更能说明他是谁。一个官员，在位时做什么，多少有表演的成分，有形势的裹挟。可出狱之后，没权了，没名了，连罪名都没摘干净，他选择回兰考，这没法表演给谁看。他就是觉得自己的根扎在那片沙土里，拔出来搁到郑州的瓷砖地上，活不踏实。兰考人认他，未必是因为他当过县长，是因为他蹲下来能跟人说到一块去。这种认，干休所的待遇换不来。

张钦礼晚年走在兰考的土路上，背驼着，步子慢，碰见熟人还是咧嘴笑。他这辈子，高高低低都趟过了，最后选了个最不体面的落脚处。体面这东西，他大概早就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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