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芳是国民党少将，原本在上海公安局任职。1950年，他被派往舟山策反国民党将领，结果被保密局抓捕。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把他从舟山押到台湾枪毙了。

陶建芳1905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年轻时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他熟悉浙江一带的军事情况，长期在地方保安部队和战区机关工作。到抗日战争后期，他已进入国民党高级军官行列，在军中积累了相当广泛的人脉。

1938年1月，陶建芳升任浙江省保安第一团中校团附，1939年2月担任浙江省保安第六团上校团长。1943年6月，他调任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上校副司令，兼敌区指挥所主任。这些职务让他接触到浙江沿海及内陆不少军政人员，也为后来的秘密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5年2月，陶建芳升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督导委员会少将先导委员。抗战结束后，他没有停止对时局的思考。随着国内局势发生变化，他逐渐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开始利用自己熟悉的军队关系和物资运输渠道，秘密参与支援解放区的活动。

1947年，陶建芳已经担任中央训练团上海分团总务组少将组长。他与地下工作者申屠鋐保持联系，通过有关渠道向苏北解放区运送物资。同年11月，申屠鋐在杭州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陶建芳的秘密活动面临暴露危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947年12月28日，陶建芳带着妻子和子女乘船前往香港，在当地暂时隐居。1948年4月，他返回上海，得知国民党方面仍在追查自己，随后转往苏北南通一带。在有关人员帮助下，他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学习，并开始承担新的工作。这段经历使他的身份发生了重要转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陶建芳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参加接收工作。起初，他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门参与相关事务，8月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从事侦察和调查工作。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过去的关系，协助掌握国民党留沪人员及秘密特务活动的情况。

1950年春，舟山群岛仍由国民党军队控制。岛上驻军众多，军事设施比较集中，与上海、宁波等地隔海相望。此前，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占金塘、桃花等岛屿，舟山本岛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国民党方面加强戒备，双方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准备。

这一时期，陶建芳接受了前往舟山开展秘密联络和策反工作的任务。行动主要涉及国民党方面的张为邦、陶凤威等人，其中陶凤威与他存在兄弟关系。对于陶建芳而言，旧日军中关系和亲属关系都可能成为沟通渠道，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行动意图被识破，他很难及时脱身。

1950年4月26日前后，陶建芳与徐辉乘船前往舟山有关岛屿，尝试与当地军政人员建立联系。他希望通过争取有关将领，减少后续军事行动中的阻力。然而，秘密联络并未取得预期结果，陶建芳的真实身份和任务意图遭到国民党方面怀疑，最终被扣押，策反行动被迫中断。
就在陶建芳失去自由之际，舟山局势迅速变化。1950年5月12日至16日，国民党驻舟山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分批撤离，人员和装备被运往台湾地区。5月1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舟山本岛，定海等地获得解放。陶建芳没能等到舟山解放，便在国民党撤军过程中被押往台湾地区。
抵达台湾地区后，陶建芳受到国民党保密系统调查，并被交由军事司法机关处理。他曾经拥有少将军衔，又在上海公安机关工作，赴舟山的目的涉及争取国民党驻军，这些经历成为国民党当局追究他的主要原因。随着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1950年9月23日，军事法庭判处陶建芳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判决上报后，蒋介石没有批准，而是将其驳回。10月29日，陶建芳被改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1年1月24日早晨6时，陶建芳由宪兵第四团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随后被执行枪决。从1949年8月进入上海公安局，到1950年春承担舟山任务，再到1951年初遇害，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身份暴露、秘密押送和军事审判，最终没能返回上海。
陶建芳遇害后，家属长期无法团聚。1952年，妻子吕柔彝带着部分子女从香港回到上海，独自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由于陶建芳的工作具有隐蔽性质，相关情况未能及时向家属完整说明。此后多年，妻子和子女一直在努力了解他的真实经历，家庭生活也经历了不少困难。
直到多年以后，陶建芳的事迹才逐渐受到关注。1978年5月，上海举行了纪念陶建芳的追悼活动。1997年，其女儿吕孟玲回国探亲期间，有关方面进一步处理了陶建芳的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其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距离他在台北遇害，已经过去46年。
我认为，评价这段历史，应当把陶建芳的个人选择与舟山解放前后的实际形势联系起来。一次策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并不意味着执行任务的人没有付出努力。真正值得记住的，是他在复杂局势下承担的风险，对后人而言，记住陶建芳，不仅是记住一位遇害的少将，更是记住那些曾在隐蔽战线上默默承担任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