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精神分裂症的邻居，杀了祖孙三代，仍被执行死刑！

10月19日，扬子晚报从被害人家属处确认，广东廉江“祖孙三人被邻居杀害案”的凶手叶某志，已于前不久被执行死刑。

2025年3月27日傍晚，广东廉江石颈镇东埇村，40岁的叶某志从家中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骑上摩托车出了门。

他要找的人是同村的叶某。理由荒诞到令人发指：他臆想有人释放毒气加害自己，又觉得自己的汽车打不着火，这两件事“都是叶某干的”。

叶某不在家。叶某家门口坐着三个人：叶某69岁的母亲韦某某，叶某36岁的妹妹叶某花，以及叶某花1岁11个月的大儿子何某某。叶某花刚生完二胎不久，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暂住。叶某志没有犹豫，持刀向三人的头部、颈部砍去。韦某某和何某某当场死亡，叶某花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整个作案过程只有三四十秒，邻居监控录下了持续的惨叫声。

唯一幸免的，是叶某花仅两个月大的小儿子。他在里屋睡觉，没被发现。

叶某志逃离现场后自杀未遂，在自家厨房被民警抓获。

经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法医精神病鉴定所鉴定，叶某志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案子从案发到执行，走了一年多。一审死刑，二审维持，最高法核准。法律程序走完了。但这件事里真正值得说清楚的，不是“死刑执行了”，是一个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人，为什么没有被“免死”。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不等于“免死金牌”。

叶某志的鉴定结论是：精神分裂症，作案时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写得很清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注意，是“可以”，不是“应当”。

法院的论证逻辑非常关键。一审湛江中院、二审广东高院，都认定了同一个事实：叶某志虽然患有精神分裂症，但作案时对行为的违法性和犯罪后果有明确认识，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证据在哪里？法院看的是作案对象的选择和作案过程。他提着两把菜刀，骑着摩托车去找一个特定的人。没找到那个人，看到门口坐着的三个人，下车砍击。砍完逃离，自杀未遂，被民警在家中抓获。这一连串动作里，有目标、有工具准备、有转移、有逃跑、有事后行为。一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做不到这些。

被害人家属一直不认可精神鉴定。他们说，叶某志从小和叶家认识，此前一直有正常稳定的工作，村里人从来没听说过他患过精神类疾病，事发后凶手家人也从未道歉或提出赔偿。家属曾书面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收到回复。这些声音没有改变鉴定结论，但法院在量刑时，把“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个法定从宽情节明确排除了。理由是：罪行极其严重，手段特别凶残，后果特别严重，从作案对象选择和作案过程看，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不足以从轻处罚。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法律分界线：精神障碍影响的是“能不能从轻”，不是“要不要负责”。

刑法第18条的逻辑是：精神病人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尚未完全丧失的，负刑事责任，可以从轻或减轻。

叶某志落在第二档。他负刑事责任，这是确定的。法院裁量的是，那个“可以从轻”的按钮，按不按。法院没有按。一个1岁11个月的孩子，被菜刀砍死在家门口。这个情节，在任何量刑体系里，都足以把“可以从轻”的空间压到零。

还有一个至今没有落地的部分：民事赔偿。

被害人家属何先生说，凶手家人从未表达过歉意，也没有提出过赔偿。家属此前表示不想提出民事赔偿，只希望严惩凶手。二审维持死刑后，何先生的态度变了，他说“后续想继续进行民事索赔”，逝者仍在殡仪馆，他打算等叶某志被执行死刑后带他们回去安葬。

刑事执行完毕，民事索赔的大门仍然开着。但凶手已经不在，赔偿的实际执行会落在他的遗产范围内。一个农村家庭的凶手，能留下多少可供执行的财产，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三条人命的民事索赔，最终可能停留在判决书上，拿不到真金白银。这不是法律不公，是执行现实。但家属要的那个“说法”，法律已经给了：故意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在执行死刑的那一刻，画上了句号。

说句实在话。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方，不是“精神病人杀了人”。是那三个人，没做错任何事。仅凶手要找的人不在，他就把刀砍向了门口坐着的祖孙三代。

被害人家属不认可精神鉴定，法院最终也没有因为鉴定而轻判。这两件事同时成立，不矛盾。家属的不认可是情感上的，法院的判决是法律上的。法律给了家属一个结果：这个人，以命抵命。

你觉得，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下特别严重的罪行，法院“可以”从轻但“不从轻”，这个裁量标准应该怎么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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