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井冈山柏路村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中共六大文件，文件提出，暴动前可以联合土匪武装，暴动成功后，应当解除其武装、镇压首领。会场内，袁文才、王佐就在座，正是这份文件所指向的对象。可正是这两个人，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一年多之后，二人没有倒在敌人枪口下，却在永新一场以开会为名的夜宴之中，死于自己人的枪弹，当时毛泽东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事件由湘赣边界特委主导，动用彭德怀麾下红五军的兵力执行。

袁文才是宁冈客家人，有文化，早年投身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退守井冈山。王佐出身裁缝，被土豪逼迫上山，拉起绿林队伍。两人结为兄弟，一守宁冈，一驻茨坪，互为依托。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败退至井冈山脚下，人困马乏，急需落脚之地。毛泽东没有强攻，主动与袁文才谈判，赠送一百条枪，袁文才回赠大洋，打开山门。之后又说服王佐接受改编，派何长工上山整训队伍。

袁、王二人率部加入红军，编入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先后参与新城战斗、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成为保卫根据地的骨干。到1928年底，他们已是拥有党籍、立下战功的红军指挥员，文件条文和根据地现实，已经出现巨大脱节。

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都反对直接套用文件处置袁、王。谭震林也提出，根据地防务离不开三十二团。边界特委邓乾元、王怀等人，则坚持落实中央决议。各方最后拿出折中方案：调离袁文才，随主力前往赣南任职，王佐留在井冈山继续带兵。但袁文才偶然看到文件原文，知晓决议中解除武装的表述，内心深感不安。1929年5月，他擅自离队，悄悄返回井冈山投奔王佐。

在当年肃反氛围之下，私自脱离主力，被视作存有异心。虽然组织仅给予党内警告，但双方信任彻底破裂。悲剧深层的根源，是延续百年的土籍、客籍族群矛盾。湘赣边界流传一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边界特委多为土籍党员，袁王部队官兵大多是客籍，旧时代的械斗恩怨被带入革命阵营，隔阂持续发酵。

1929年，三十二团枪杀苏维埃干部文庚宗，事件震动当地，大批土籍群众出走，特委认定袁、王隐患巨大。原本居中调和的宛希先随后遭错杀，缓冲不复存在。之后，袁、王捕获国民党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想利用对方的兵工厂制造枪械，却没有向特委报备。特委据此认定二人私通敌人。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抵达边界，听完特委汇报，同意以武力解决袁、王。

1930年2月，边界特委找到彭德怀，请求红五军出兵。彭德怀并不了解袁、王完整历史，仅凭特委陈述加上中央巡视员的表态，担心二人一旦叛变，整个后方防线崩溃。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他决定派兵包围永新，计划先行控制二人，再开展审查。

红五军第四纵队连夜奔赴永新完成包围，特委以开会名义将袁文才、王佐召入城中。2月下旬凌晨，枪声响起，特委书记朱昌偕当场击毙袁文才。听到枪响的王佐骑马突围，逃到禾水河边，最终殒命。原本“先抓捕、后审查”的方案，在冲突爆发的瞬间彻底失控。

袁、王遇害之后，三十二团人心溃散，部分旧部悲愤之下投奔国民党民团，井冈山根据地就此失守，多年难以恢复。彭德怀晚年在自述中坦言，这件事是他平生一大憾事，反思自己轻信地方汇报，做出派兵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后来重返井冈山，专门会见袁文才、王佐遗孀，向他们致歉。建国之后，党为这起错案平反，追认二人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