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入千亿的央企，拖欠118名农民工320万工资逾期不改；再查，半年前就因同一个项目欠薪被通报过！

湖北省人社厅2026年三季度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通报，第四个案件，涉事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襄阳耕读小镇。拖欠118名农民工工资320.15万元。

2026年3月25日，襄阳市人社局接到投诉。5月13日，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中建七局逾期未改正。8月6日，下达《行政处理决定书》。从接到投诉到作出处理决定，四个多月，钱始终没有到账。

更值得停下来看的是另一个时间点。就在2026年1月8日，同一个耕读小镇项目，已经因为拖欠18名农民工39.85万元被襄阳市人社局通报过。1月23日下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4月22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半年，同一个项目，两次欠薪，两次逾期不改。 第一次18人，第二次118人。人数扩大了六倍多，金额从39.85万涨到320.15万。

中建七局缺这320万吗？

公开数据显示，中建七局注册资本90亿元，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年经营规模超千亿元。2026年10月，该公司新增1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5439.3万元。320万，连它一个月被执行人标的的零头都不到。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甲方没给钱。 耕读小镇项目的建设单位是湖北襄阳龙梓小镇置业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鄂旅投（湖北文旅集团），省属国企。工程链条是：国企甲方欠央企总包，央企总包欠劳务分包，劳务分包欠包工头，包工头欠农民工。

这个链条在商业逻辑上可能存在，但在法律上，它从2020年5月1日起就被切断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写得非常明确：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负有先行清偿责任，不能以“甲方没拨工程款”“分包欠的”为由推脱。条例还配套了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等制度。立法者设计这套制度，恰恰是因为“甲方没给钱”是欠薪最古老、也最顺手的借口。法律的态度是：你跟甲方的账，你跟分包的事，另案去算；农民工的工资，你先付。

中建七局作为总包，在这条法律面前，没有“甲方没给钱”这个选项。

那逾期不改的后果是什么？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设定的路径是：限期改正——行政处理——失信联合惩戒。中建七局已经走完了前两步。第三步，根据公开报道，该公司已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在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会受到限制，最长期限可达三年。

但这里有一个需要冷静看待的落差。行政处罚和信用惩戒的力度，对一家年营收千亿的央企来说，是否足以形成真正的约束？ 320万的欠薪，对应的罚款金额在现行条例的框架内是有限的；失信名单的招投标限制，在地方执行中能否真正拦住一家央企的投标资格，取决于每一个招标单位在资格预审环节是否严格执行。如果“失信”只是公示栏里的一行字，而项目照接、贷款照拿，那么这套惩戒机制的威慑力，就停留在纸面上。

还有一个法律升级的临界点，目前没有人回答。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核心要件之一是“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中建七局已经收到了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收到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仍未支付。从行政程序上看，前置条件已经具备。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取决于人社部门对“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认定，以及案件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320万，远超各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数额门槛。从“欠薪”到“涉嫌犯罪”之间，那道门是开着的，推不推开，是下一个需要被公开回答的问题。

说句实在话。

一个普通人欠了320万，早就被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日子过不下去。一家央企欠了320万，工资照发，楼照盖，标照投。不是法律没有给工具，是工具落到央企身上的时候，往往比落到普通人身上轻得多。

中建七局半年内两次在同一项目上“逾期不改”，第二次的欠薪人数是第一次的六倍多。这个递进关系说明：第一次的“逾期不改”没有被真正追究，所以第二次的“逾期不改”变得顺理成章。 如果第一次通报之后就有实质性的信用惩戒或刑事移送跟进，118名农民工的血汗钱，可能不会拖到今天。

你觉得，央企拖欠农民工工资，除了罚款和通报，该不该直接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甚至移送刑事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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