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给部队里7个女护士每人发了8块大洋，让她们留在地方嫁人或者投亲。18岁的周少兰攥着那8块大洋在路边哭，死活不走。徐海东路过，把马鞭往前一指，让她们追上队伍。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长征路上的“七仙女”：“医”路冲锋，砥砺前行）

几枚旧银元后来被送进北京那家军事博物馆的柜子里，边角磨得发亮，表面还刻着一行小字。

没人会想到，它们曾经被塞进七个姑娘手里，当作劝她们离开队伍的盘缠。

那是1934年深秋，红二十五军要从罗山何家冲拔营，近3000人连夜收拢担架、药箱和粮袋，山沟里全是脚步声。

七个人都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全是军医院里的护士，年纪轻轻，脚上草鞋还带着泥。

队伍要往西走，前头有铁路封锁，后头有追兵，军政治部算了算。

女同志跟着太拖累，就给每人发了8块银元，让回根据地自找门路。

她们没接这话头，留下来反倒更没活路，老家早就不是家了，有的人从童养媳屋里跑出来，有的人家里人参加革命已经没了音信。

银元攥在手里，凉的，像一块不想接的告别礼。

徐海东和吴焕先后来听说了这事。

两个军官没多讲道理，看她们站在路旁不动，药箱背带勒在肩上，鞋面全是湿泥，就点头让跟着走。

条件是别掉队，遇着险仗自己贴着担架走，七个人没吭声，把银元收进兜里，重新站回队列尾巴。

过平汉铁路那晚没有月亮，队伍贴着路基跑。

七个姑娘跟在军医院后头，布鞋踩在碎石上响成一片。

进桐柏山以后路更坏，雨水把坡道泡成泥浆，脚底打泡，血和泥粘在一起。

夜里不许点火，山里黑得过头，她们把绑腿布解下来接成一根长绳，挨个攥着绳结走。

前头的人踩空，后头猛拽一把，后头的人喘不上气，前头慢半步等她。

那根布绳磨得发白，倒比什么命令都管用。

独树镇那一仗是在过方城时撞上的，寒流突然压下来，雨雪混着北风，枪栓冻得拉不开。

敌军步骑从正面压过来，前卫团一瞬间被火力顶住，队伍有点乱。

吴焕先提着大刀冲到前头，徐海东从后卫赶上来接应，战士们才稳住，刺刀拼到天黑，趁夜撕开缺口往伏牛山走。

这一战红二十五军伤亡200多人，伤员往后送的时候。

七个护士跪在泥地里换药，没有药就用盐水冲伤口，纱布不够就把旧衣裤煮过剪开。

她们手冻得发木，可没人退到担架后面去。

真正把几个人名字钉进历史的是庾家河。

十二月进陕南，省委在洛南那边的小街药铺里开会，枪声突然从东山坳口砸下来

徐海东带人往上冲，夺高地时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打进去，从后颈穿出来，当场满头是血昏死过去。

军医院钱信忠先止血，可喉咙被血块和痰堵着，呼吸越来越细。

周少兰趴下去，嘴对嘴一口一口把堵塞的东西吸出来，吐在旁边土里，反复好几回，徐海东胸口才又开始起伏。

之后几天他躺在担架上昏着，周少兰守在旁边换绷带、擦脸、喂温水。

山里转战不停，部队抬着他走，她跟着担架走。

徐海东醒过来以后伤口老不发好，天冷冻、转移急，脾气难免躁，可周少兰在跟前他就安静。

到陕北以后两人成了亲，周少兰改叫周东屏，取的是“海东屏障”那层意思。

这条路不是只有枪子儿认人。

曾纪兰是班里年长些的，平时安顿伤员、清点人数都是她，后来牺牲在陕南转战途中，连块像样坟碑都没立。

曹宗凯也倒在中途，病和热毒拖垮了身体，担架抬着抬着就没了气。

出发时七个人，到延川永坪镇只剩五个，周少兰、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张桂香。

1935年九月队伍进陕北，红二十五军是几支长征队伍里最先到的一支，可点名时少了两个。

她们到陕北也没人当成娇客。

该看护伤员还看护，该补鞋补衣还补，银元一直没花，后来周东屏进北京前把它交了公。

那几块圆片子不算什么钱，可它标记着一个很硬的选择，当年不是没人劝她们回头，是她们自己不肯回。

后人爱叫“七仙女”，叫着叫着像戏文。

其实当年没那么多光环，就是七个姑娘把绑腿系成绳，在雨雪里拽着彼此，从大别山一路拽到陕北。

两个姐妹半路松开手，剩下五个把她们的那份也一并走到。

战争史里她们连一行正经列传都未必有，可那根布绳、那口血痰、那几块没花出去的银元，比很多大道理都真。

说到底，她们争的不是“女同志也能行”这句漂亮话，而是不让自个儿被队伍丢掉。

红军对她们不是单位，是屋檐，是命续着的地方。

8块银元没当成路费，倒成了证物，她们从何家冲出门那刻起，就没打算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