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国家交付的任务，这位开国少将喝下劣质假酒套取情报，最终患上肝硬化。
1957年年底，苏联专家携带导弹技术资料来到中国，中国的导弹研制由此获得了重要助力。但在当时，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资料有限，许多关键问题仍要靠中国科研人员自己摸索。
李福泽后来参与国防科技试验基地建设，也与这段艰苦的创业历程紧密相连。网上流传着他请苏联专家喝酒、借机了解导弹技术，甚至长期饮用劣质酒精的故事。不过，关于他因此患上肝硬化的具体说法，仍缺少足够的权威材料证实，不能直接当作定论。
判断一名军人的贡献，不能只靠传奇故事，更要看他实际承担了什么任务。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中国开始系统开展导弹研制。1958年，仿制苏联P-2导弹的工作正式展开，原材料不足、设备落后、图纸不全等问题接踵而至。即便是仿制，也绝非照着图纸生产那么简单。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原有技术援助中断。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而言，这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但科研工作没有因此停摆，中国技术人员只能继续排查问题、完善设计，逐步掌握关键环节。
同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在酒泉试验成功，飞行约550公里并命中目标区。这枚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标志着中国掌握导弹技术迈出了关键一步。
但仿制成功并不等于能够独立设计。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首次试射失败。科研人员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检查残骸、分析故障、修改方案。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导弹试验成功，中国导弹研制由此向自主设计迈进。
这段经历比酒桌上的传奇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不可能靠几次偶然的情报收集就建立起来。外部经验可以提供起点，真正决定能走多远的，是持续试验、独立判断和整个科研体系的积累。
李福泽的经历也值得放在这条发展道路上理解。新华社1997年刊发的讣告记载，他1936年投身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长期参与国防科技工作，担任过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务。1996年12月24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至于饮酒获取情报的具体经过，可以继续寻找当事人回忆、档案和正式出版的传记加以核实；在证据不足时，不应把传闻写成确定事实。尊重历史，不是削弱英雄的分量，而是让他们真正做过的事情经得起检验。
从仿制“东风一号”到“东风二号”试验成功，中国导弹事业走过了从学习到自主探索的关键阶段。前辈们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未经证实的传奇，而是在困难面前不放弃技术攻关的行动。
一个依赖外部援助的起步阶段终将过去，一个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的新时代由此展开。历史记住的不仅是发射成功的那一刻，还有无数人在幕后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为后来者铺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