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济南城里的枪炮声越来越近。王耀武没有把家人留在身边等消息，而是找出一件旧棉袄，把八十七块银元缝进夹层，交给12岁的女儿王鲁云，只叮嘱她快走，别回头。
 
这件棉袄后来成了一家人逃难路上的本钱。17年后，父女在北京饭店重逢，王耀武见到女儿，最先问的却不是那八十七块银元，而是她母亲还好吗？
 
那时的济南，守军防线不断承压。王耀武知道局势不妙，便安排妻子郑宜兰带着七个孩子先去青岛，再转香港，也叮嘱家人不要去台湾。
 
银元缝进衣服，不显眼，也方便带上路，在战乱中比一纸承诺实在得多。
 
1948年9月24日，济南城破。王耀武换上普通百姓衣服，带着随从突围，四天后在山东寿光被巡逻人员拦下，随后被俘。
 
另一边，王鲁云跟着母亲和弟弟们，从济南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抵达香港。路途漫长，她只有12岁。棉袄里的银元，是一家人当时能带走的生活保障。
 
到了香港，麻烦并没有结束。家里遭遇骗局，积蓄受损，郑宜兰外出做保姆，几个弟弟去码头做工，一家人靠各自出力过日子。
 
这也不是当年南下香港家庭的孤例。1949年前后，不少人从内地迁往香港，带着有限的行李和积蓄重新谋生，有人投亲靠友，有人做工维持生活。
 
香港当时人口快速增长，接纳了大批迁入者，但落脚之后能不能找到稳定收入，仍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现实难题。
 
所以，那八十七块银元的意义，不只是父亲给女儿的一笔钱。它更像是王耀武在仓促局势里能做的安排，至少让妻儿手里有些可以周转的东西。
 
可再周全的安排，也挡不住此后十多年的分离。
 
1959年12月，王耀武作为第一批战犯获特赦。离开功德林后，他一直想联系远在香港的家人。
 
由于当时两地通信不便，寻找并不容易，后来经有关方面联络，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找到王鲁云。
 
1965年，分别整整17年后，30岁的王鲁云带着7岁的大女儿，从香港经广州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父亲。那个当年穿着棉袄逃难的小姑娘，已经成家，也有了孩子。
 
重逢时，王耀武先问郑宜兰近况。王鲁云告诉他，母亲已经与他办理离婚，后来带着几个弟弟移居哥斯达黎加，没有再婚。
 
王耀武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女儿婚后过得怎么样，婆家有没有为难她。父女相聚一周，王鲁云便带着孩子回了香港。这是他们此生唯一一次见面。
 
王耀武没有先问自己错过了女儿多少年，也没有追问她当年如何逃难，而是先惦记妻子是否安好，再问女儿过得好不好。隔了十七年，关心落在了最具体的地方。
 
1968年7月3日，王耀武因心脏病在北京人民医院去世，终年66岁。那件缝着银元的棉袄，留在记忆里的不只是逃难的狼狈，也有一个父亲在仓促之中，能为家人做出的有限安排。
 
十七年后，他终于见到女儿，而最先问出口的，仍是家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