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不再忍让，报警取证准备起诉，举报他的黑粉，或将迎来3个窘境。

10月26日，他的代理律师杨安明对外透露，朱之文已经就接连被恶意举报、演出被迫取消这件事报警，警方已经介入，律师团队也在抓紧收集各类证据，后续会根据材料走法律途径，这一次要认认真真追责到底。

这件事走到报警起诉这一步，不是一时赌气，是前面十几场已经敲定的商演，硬生生被一连串集中举报给搅黄了，换谁遇上这种没完没了的折腾，都很难再忍下去。

很多人看完消息第一反应，就是想弄明白，这群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轻轻松松就让一场场签好合同的演出叫停。

他们不是单独零散去提意见，是凑在群里统一口径，盯着朱之文每一条对外公布的演出信息，时间一到，一起拨打政务热线、在线上平台留言，还直接联系演出主办方和当地文旅部门。

举报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把朱之文以前说过的话截掉前后语境拿来挑毛病，有的拿唱歌的方式说事，更过分的，还放出狠话，说演出要是照常办，就要到现场闹出动静。

这种做法，看着只是打电话发消息，实际上属于软暴力，白白占用工作人员的精力，正常的商业活动也跟着受牵连。

正常的监督，本来是用来指出实实在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该有的权利，可现在这套玩法，把监督的味道完全变了，不需要拿出实打实的违规证据，只要一堆举报信息涌过来，主办方心里就会发慌。

办一场演出，前期要租场地、印海报、卖门票，投入不少钱，万一后面舆情越闹越大，不光钱打了水漂，负责项目的人还要担上风险。

相比之下，取消演出顶多赔一笔违约金，损失看得见，风险也好控制，就是抓住主办方这种怕出事的心态，举报的人才可以靠着空泛的说法，随便给人扣上劣迹艺人的帽子。

整件风波的源头，要追溯到八月底台庄古城的那场文旅活动，当天的衣服、曲目、流程，全部都是景区提前安排妥当，朱之文只是按照约定完成表演。

视频传到网上之后，不少人觉得现场搭配看着别扭，争议跟着冒出来，相关部门核查过后，没有认定朱之文存在违规行为，可这次争议，反倒让一部分人找到了门路，之后专门组建群组，盯着他后续所有行程。

这群举报的人里面，大部分人和朱之文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甚至很少认真听过他唱的歌，盯着他的目标，就是不让他顺利登台。

翻看朱之文这些年走过的路，从靠着一首歌走红到现在，骚扰和无端攻击几乎就没断过，几年前，有人酒后强行踹开他家大门，最后被依法处理。

更早之前，也有人连续好几年，在网上发大量侮辱、造谣的视频，牵扯到他家里老人和孩子，当时朱之文就选择收集证据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审理之后，判定对方犯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有之前的判决摆在前面，就能看得清楚，在网上随口造谣、长期辱骂别人，不是说完就没事，是要承担法律后果。

不少人会疑惑，朱之文这么多年一直扎根老家，拿出自己的收入给村里修路、修整供水设施，添置健身器材，商演报价也没有漫天要价，公开渠道查不到他任何违法失德的处罚记录。

没有官方给出定性，“劣迹艺人”四个字，谁都没有资格随口贴在别人身上，随便给人扣这种帽子，轻飘飘一句话，带来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朱之文这边收入、路费、排练的成本加起来数额不小，主办方的各项投入、退票补偿，损失只会更多。

现在朱之文不再想着息事宁人，手里存好了演出合同、主办方出具的取消说明、举报截图还有群组聊天记录，打算用法律给自己讨一个公道，他在意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想划清一条边界，告诉所有人，举报不能当成对付别人的工具。

网络空间看着隔着屏幕，不代表做事就没有边界，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合理的意见，有问题也可以正常反馈，但是借着扎堆举报去干扰别人正常工作，消耗公共资源，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一旦证据完整，参与恶意组织举报的人，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之前攒下的全部证据，要配合相关部门接受调查。

第二个，之前类似网暴案件的判决就在前面，造谣、恐吓、组织骚扰这些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理方式，不是人多一起举报，就能躲开责任。

第三个，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也会慢慢分清，什么是合理监督，什么是刻意刁难，跟风跟着别人一起去举报的人，也要掂量清楚其中的分量。

这件事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今天可以用这种方式针对朱之文，明天换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遇上同样的麻烦，监督的权利握在手里，更要守住底线，不能凭着自己的好恶，去毁掉别人正常谋生的路子。

文中事件相关素材综合整理自央视新闻、环球网等公开报道，分析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