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元年春天，周世宗柴荣准备出征讨伐北汉。
他把七十三岁的老臣冯道叫来，问他：此仗胜算如何？
按惯例，臣子此时应该说点吉利话，顺着皇帝的意思拍两句。
冯道没有。
他说，当年唐太宗亲征，那是因为唐太宗有那个底气。陛下如今的情形，和唐太宗不一样。
柴荣当场不高兴了。他反问：以我的力量去打小小的北汉，不就像泰山压卵一样？
冯道平静回答：臣不知道陛下是不是泰山。
这句话让柴荣脸色大变。他没有收回出征的命令，反而把冯道打发去给先帝监修陵寝，撵出了决策圈。
出征照旧。
结果呢？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柴荣在高平一战险些翻车——右军溃败，步兵千余人当场投降北汉，战局极度危险，全靠柴荣亲自冲阵、将领拼死血战才勉强翻盘。《旧五代史》写得更直白：当日之势，"顷刻莫保"。
他说的不是客气话，也不是在替自己留退路。就是在告诉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别轻敌。
这一年，冯道死了。历史在他去世后继续发展，但他在最混乱的那几十年里，始终站在那里。
然后，欧阳修骂他了。
《新五代史》里，欧阳修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年的话："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翻译成白话：冯道这人，没有廉耻。
欧阳修的逻辑很清楚：冯道历仕四朝、侍奉十一位皇帝，放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这就是"忠臣不事二君"的反面教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跟着骂，说他是"奸臣之尤"。
这两位大佬一发话，冯道的骂名就定下来了。此后一千年，每次提起这个人，"无廉耻"三个字总是跟着出现。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想清楚。
欧阳修是北宋人。
他生活在一个皇权已重新巩固、天下重新统一的时代，坐在书斋里，用宋代的政治标准回头评判五代的官员，本身就存在时代错位。
冯道活着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他历仕的那几个朝代，没有一个通过正常禅让建立，全部依靠阴谋与武力夺权。后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称儿皇帝换来的皇位。
冯道经历的五代，平均每个政权存续不到八年，平均每位皇帝在位不到三年。如果他生在康熙或乾隆年间，整个职业生涯都不够一位皇帝用的零头。
在这种环境下，坚持"忠臣不事二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次改朝换代，朝中就要死掉一批官员——可那时候的皇帝换得飞快，死完了，还有谁来治理地方、安置百姓？
《旧五代史》的成书时间距离五代最近，对冯道的记载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肯定他的为官风度，对他的"忠"虽有疑问，但并没有把他钉死成奸臣。
日本学者砺波护在《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中指出，冯道在五代官员中易主并非个案，反而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政治生态。
这不是替冯道开脱，这是在问一个真实的历史问题：拿另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算不算公平？
这是第一层反转：骂他的人，用的是他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标准。
就算标准问题先搁一边，冯道在任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后唐明宗年间，冯道与李愚等官员主持了一件事：以雕版印刷刊行《九经》。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儒家经典。此前，《论语》《周易》《诗经》这些文本，全靠手抄流传，错误频出。
冯道主导的这批印刷版本，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动工，历经后晋、后汉，直到后周广顺三年才全部完成，前后二十一年。
美国汉学家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里将此事与欧洲古腾堡印刷《圣经》相提并论——后者被视为欧洲文化新纪元的起点，而冯道这批《九经》刻本，是在战火不断的五代完成的。
史料也记载，冯道为官期间，出身寒微但有才学的读书人经他手得到提拔重用；品行浮躁、只靠门第的人，在他手里受到冷遇。
民间给他留下了一个外号：救苦菩萨。
这个称号和欧阳修的骂声都流传了下来，只是后者传得更响一些。王安石曾注意到这个落差，专门写文章为冯道辩护，被反对派斥为护短——但他没收回那篇文章。
明代学者李贽给出了另一套答案。他认为冯道践行的是孟子"重社稷轻君主"的理念，使百姓"卒免锋镝之苦"。宋代王安石说他是"诸佛菩萨之行"。清代金古良把他列入《无双谱》——那是一份从汉至宋收录极品人物的名单，共四十人，冯道在其中，判词正是"安养百姓，免其锋镝之苦"。
这些声音始终存在，只是一直被欧阳修的定性压着。
【主要信源】
《旧五代史·冯道传》，薛居正主编，北宋初年成书
《新五代史·冯道传》，欧阳修，北宋
《资治通鉴·后周纪二》，司马光，北宋，高平之战相关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