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红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是打王家烈。

参考资料：人民网--《那盏照亮中国的马灯》

1935年3月10号那天晚上，贵州苟坝那地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有个中年人提着盏马灯，深一脚浅一脚踩在田埂上，走了差不多一公里多路，去找周总理。
 
他刚被撤职。
 
就因为他在会上死活不同意打鼓新场。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轴？

二十多个人开会，十九个举手赞成打，就他一个人投反对票。

放一般人身上，算了，少数服从多数，跟着大伙儿走就完了。

可他偏不。

不光投反对票，还当场撂挑子，说你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政委。
 
结果呢，职务真被撤了。
 
可他没撂挑子走人，散会之后越想越不对，大半夜提着马灯出门，硬是把周总理从床上说动了。
 
这事儿要不是后来电台截到敌军密电，证实打鼓新场周围全是伏兵，这段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打鼓新场那边，王家烈修好工事、摆好阵势，左等右等没等来红军，等来的是红军三渡赤水的消息。

他攒了半天的劲，一拳砸在棉花上。
 
说真的，这事细想起来挺荒诞。

一个省主席兼军长，在自己地盘上严阵以待，结果人家压根没把你当主菜。

你在人家作战会议上，只是个连名字都没出现的背景变量。
 
"遇事不决，打王家烈。"长征战史圈子里这句话流传很广。

早些年听着像段子，翻完史料才发现，这话一点没夸张。
 
1935年2月底，遵义城外，王家烈带着残兵从南门退出来，军服上全是灰土。

娄山关丢了，遵义也丢了。

电报员递上来一份密电，发报人是蒋介石，就十个字，守不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那一刻他大概才真正明白，红军在打他，蒋介石也在等他垮。

两股力量同时压过来，他这块黔北的棋盘格子，注定先被碾碎。
 
不过王家烈并非无能之辈，不然也做不到贵州省主席兼军长，但他这个“贵州王”根基薄弱。

他名义下辖五个师三十三个团，实则犹国才、侯之担等人各自割据、自行其是，真正能指挥的只有两个师约两万人。

部队装备很差，机枪寥寥无几，士兵多是吸食鸦片的“双枪兵”，军饷常年巨额亏空，靠贩卖烟土维持，根本无力和红军硬拼。
 
所以一渡赤水之后，红军在土城附近回头咬了一口，黔军追兵一触即溃，辎重反倒给红军送了补给。

到二渡赤水，教员判断极准，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往川南跑，大军往北调，黔北露出空档，空档主人恰好是最不经打的王家烈。
 
2月18日到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

24日拿下桐梓。娄山关上三个团，黑神庙一个旅，彭德怀指挥红一、三军团压上去。

点金山那地方山壁陡得不像话，红军战士攀着崖壁往上摸，手榴弹往工事里塞，冲上去拼刺刀。

黔军督战官在后面逼着反扑，六次冲锋全被打回去。

26日拿下娄山关，28日红军再进遵义城。
 
五天，从二渡赤水到再占遵义，五天。

击溃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两千四百多，俘虏三千多，缴枪两千多支。

蒋介石后来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可这还不是王家烈最惨的。
 
最狠的刀在战场外面。

红军打完要走，薛岳的中央军跟着尾巴进贵阳，第一件事不是协防，是接管城防。

王家烈进出自己省会的城门，要被中央军哨兵盘查。

他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像寄人篱下。
 
蒋介石派李仲公来，话说得体面，军、政两职选一样。

王家烈选了留军权，觉得有兵就有筹码。

结果省主席立马被免，财政一刀切断。

接着晏道刚跑到黔西，给何知重开价五万大洋许升军长，给柏辉章三万大洋，条件就一个，倒向中央。

两人收了钱，派兵围司令部闹饷。

王家烈站在自家军部门口，口袋里一分钱发不出。
 
5月3日，张学良邀他上飞机"观光"。

飞机升空一拐弯，直飞汉口。

落地免职令早备好了，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闲职。

贵阳官邸查封，黔军番号撤销，何、柏两部改成中央军102师、103师。
 
从一方诸侯到光杆司令，不到四个月。
 
回头看这段历史，苟坝那盏马灯照亮的不是一条田埂路，是一个人在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敢站出来说"不对，前面是坑"。

而王家烈的故事反过来也说明一件事，在各方势力互相算计的棋盘上，谁看不透整间屋子的利益分布，谁就先被吃掉。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那天晚上教员没提那盏马灯出门，如果周总理没被说动，如果电台没截到那封密电，历史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少数人的正确判断，到底是因为真理本身站得住脚，还是因为恰好有人愿意在深夜走那一公里路去说服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