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决定让张樾丞篆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印。没想到，事成之后，张樾还留了一手，却反而让人佩服不已。

张樾丞接到这个活儿的时候，手都哆嗦了。他干了一辈子刻印的营生，给宣统皇帝刻过，给北洋政府的大官刻过，也给琉璃厂南纸店的账房先生刻过，可给新中国刻国印，这分量他掂量得出来。他把铺子里的活儿全推了，关起门来就琢磨这块铜疙瘩。周总理派来的人只撂下一句话：要庄重，要大方，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国家。

张樾丞闷头干了三天，选铜料、打坯子、画字样，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的篆法就改了十几遍。他刻印讲究一个“稳”字，刀走直线，转角圆润，不花哨，不取巧。可刻到一半，他停下来了。他把儿子张幼丞叫到跟前，指着印面上已经刻好的几个字说：“你看这‘民’字，我刻得对不对？”张幼丞左看右看，说没问题啊。张樾丞摇头，拿过锉刀把那个字磨平了，重新起笔。

就这么磨了刻、刻了磨，前后折腾了小半个月，印面总算成了。铜印送到中南海，周总理亲自看了，连说了三个“好”。按说这事儿到这儿就算齐了，可张樾丞没交差。他回了趟琉璃厂，从柜子底下翻出一块跟国印一模一样的铜料，关了门又刻了一方。刻完了拿布一包，锁进铁盒子里，谁也没告诉。

过了些日子，有内行的老友来串门，瞧见张樾丞桌上摊着印谱，顺嘴问了一句国印的事。张樾丞嗯啊两声，没接茬。老友起了疑，趁他转身倒茶的工夫，伸手掀开桌上那块盖布——底下赫然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印，跟报上登的那方一模一样。老友脸都白了：“樾丞，你胆子也太大了，私刻国印是要掉脑袋的！”

张樾丞把茶碗往桌上一墩，笑了：“你仔细看看。”老友凑近了看，看了半天没看出名堂。张樾丞拿过印来，往废纸上按了一下，又把自己锁在铁盒子里的那块拿出来，也按了一下。两张纸并排放着，老友这才瞧出门道——桌上这方印的“国”字里头那个“玉”的点，比真印多拐了一道弯。张樾丞说：“真印交上去了，我手里总得留个底样。往后谁要是拿这印做文章，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我刻了一辈子印，还没傻到把吃饭的本事全交出去。”

老友愣了半天，憋出一句：“你这叫留一手啊。”张樾丞把私刻的那方印重新包好锁回去，说：“这不叫留一手，这叫看家。我刻的印，我认得；别人仿的，我照样认得。真出了岔子，我这块铜疙瘩就是铁证。”老友回去跟人一学，琉璃厂的老少爷们儿全服了——都说张樾丞不光手艺好，心眼儿也活，给国家干活儿还不忘给自己留条后路，这脑子比刻刀的钢口还硬。

后来有人把这话传到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哈哈一笑，说：“这个张樾丞，会办事。”打那以后，但凡有重要的印信活儿，总理点名就往琉璃厂送。张樾丞呢，照旧每天开门做买卖，只是铁盒子里又多锁了几样东西——每刻一方要紧的印，他都留个底样。用他的话说：活儿是干给别人的，手艺是留给自己的。这话传出去，找他刻印的人反而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