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由民国九年（1920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发的官产垦荒土地执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官方合规性，但在实际推行和土地占有中却面临极大的动荡与打折扣风险。
这类执照在当时的实际效力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剖析：

1. 官方层面的“管用”（合法性保障）

• 确立法律依据： 执照由北洋政府最高财政机关——财政部直接颁发，并盖有“财政部关防”等官方印信。它证明了承垦人（如文中的“张红小”）已经向政府缴纳了“荒价银”和“经费”，在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档案（官产簿籍）中是有据可查的。
• 规避官方追究： 持有这份执照，意味着承垦人的开垦行为属于“合法放垦”，地方政府和驻军不能以“私垦”或“盗垦”为由将其驱逐或充公，同时也确定了未来纳税（升科额数）的法理义务。

2. 现实执行中的“不管用”（多重掣肘与风险）

尽管中央政府发了照，但在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民国初期，这份执照的实际含金量受到严重削弱：
• 蒙汉矛盾与地权冲突： 绥远地区实行的是“蒙地放垦”。历史上，这些土地名义上属于蒙古各旗王公的世袭领地。北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变产筹饷）强行将其收为“官产”并招徕汉民开垦。这直接侵犯了当地蒙古王公和牧民的利益，导致地方旗政权往往不承认中央颁发的执照，甚至会引发武装冲突，承垦人随时可能被驱逐。
• 政权更迭与军阀割据：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如走马灯般变换（1920年正值直皖战争前后）。绥远当地的都统或军阀拥有极大的地方自治权，往往“政令不出都门”。如果新上台的地方军阀不承认前任或中央的批文，或者为了搜刮钱财而要求“重新登记、二次缴费”，这张执照就会变成废纸。
• 测量与确权流于形式： 执照中虽然写有“四至”（东西南北界限）和面积，但在当时的动荡环境下，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实际丈量往往极其模糊（如照中所填写的草率字迹）。这导致不同承垦人之间、承垦人与当地牧民之间经常发生边界纠纷，仅凭一张执照很难在地方上完全“定纷止争”。

在当时，这类执照在应付官府、按章纳税时是管用的；但在真正保护地权、对抗地方势力和蒙古旗地固有利益时，它的效力是非常脆弱的。它更多地体现了近代走马灯式的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急于“变产筹饷”的政策产物，承垦人能否真正坐稳这块地，往往还取决于其自身的宗族势力以及与地方军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