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昆明，前线下来的伤员住在城郊的临时医院里，空气里一股消毒水和腐肉混合的气味。伤口溃烂，发着高烧，医生们把能用的药都用上了，磺胺粉撒上去，有时管用，有时根本压不住感染。那时候青霉素在西方刚露了个面，属于头号军事机密，对外严格封锁。中国战场上缺医少药，伤员们基本上是靠自己的体质硬扛，扛过去就活，扛不过就埋。

汤飞凡那时已经四十来岁，带着中央防疫处从长沙撤到昆明，落脚在城郊几间租来的平房里。说是防疫处，其实条件简陋得很，几台显微镜，一些从内地运来的玻璃器皿，就是全部家当。他从国外的医学期刊上断断续续读到一些关于青霉素的描述，知道这是一种从霉菌里提取出来的东西，能治败血症和伤口感染。但具体怎么提纯，什么菌种，发酵条件是什么，一概不知，西方世界把这张方子捂得死紧。

既然没有路，那就自己蹚一条出来。

汤飞凡决定动手自己找菌种。他带着几个年轻助手，在昆明城里城外到处搜罗发霉的东西。菜市场上烂掉的水果，乡下土墙上的绿斑，甚至实验室角落里长毛的馒头，都被他收集起来，拿回实验室做分离。那时候没有现成的培养基配方，他们就用玉米粉、麸皮、土豆汁这些土法子调配，装在洗干净的玻璃瓶里，塞上棉花球，就算培养皿。

转机出现在一个阴雨天。

实验室里有个年轻职员，有双穿旧了的皮鞋，鞋底开了胶，鞋面上磨出了毛边，一直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昆明的雨季潮湿，那双鞋上慢慢长出了一层黄绿色的霉斑，起初没人注意，直到某天汤飞凡经过，停下脚步，蹲下去看了很久。他让助手拿来一把小镊子和几张载玻片，从鞋面上小心地刮下那些霉点，放在显微镜下看。

镜头里的菌丝呈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形态，青绿色的孢子排列得密密麻麻。汤飞凡的眼睛亮了一下，他让助手立刻准备培养基，把这些霉菌接种进去。接下来的日子，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发酵的酸味儿。没有恒温箱，他们就把培养瓶裹在旧棉袄里，或者放在贴身的地方，用体温来维持温度。汤飞凡常常一忙就到深夜，举着玻璃瓶对着煤油灯的光亮观察，看里面有没有长出新的菌落。有时候他连续几天不说话，只是埋头记录，在本子上画下密密麻麻的符号。

菌株找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难关在提纯。青霉素这玩意儿，离开活菌就失效，而且产量极低。汤飞凡团队没有离心机，就用手摇的方式分离液体；没有精密的过滤设备，就把纱布煮了一遍又一遍，用来过滤培养液。他们试遍了各种方法，把发酵液倒进瓷盘里，让水分自然蒸发，再一点点收集那层淡黄色的结晶。失败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培养瓶里长了杂菌，一整瓶就废了；有时候眼看结晶出来了，过两天又变成了黑糊糊的一团。汤飞凡不急不躁，失败了就把本子摊开，把数据重新算一遍，然后吩咐明天再试。有个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汤先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来。

1942年前后，他们在实验室里终于得到了相对稳定的一小批提取物。把稀释液注射到感染细菌的动物体内，那只兔子活了下来。实验室里安静了很久，汤飞凡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只说了句，明天做对照组。

消息慢慢传开，昆明城里的军医都听说了这件事。虽然离大规模生产还差得远，但这意味着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青霉素。后来到了1944年，汤飞凡团队在更加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改进发酵和提纯工艺，生产出第一批国产青霉素制剂。这些装在粗制玻璃瓶里的黄色药粉，被送到前线医院，救下了不少人的命。

那双旧皮鞋后来去了哪里，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是被扔掉了，也有人说还保存在某个箱子里。汤飞凡自己大概也没觉得这是什么传奇，不过是在一个普通的阴雨天，从一个墙角里找到了一点翻盘的希望。

今天回头去看，那时候中国人什么底子都没有，西方把技术锁得死死的，连张像样的图纸都不给。汤飞凡和他那间漏雨的实验室，硬是从一双旧鞋子上刮下来的那点霉菌开始，把国产抗生素这条路给蹚了出来。这件事本身，比任何总结都更能说明问题。

致敬汤飞凡先生，致敬那一代在漏雨平房里不肯认命的中国人。他们没有等来外援，没有等来图纸，只凭一双旧鞋上刮下的霉斑，替一个民族刮出了活路。